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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都是一些有着二流头脑的二流人物。”
但特雷弗-罗伯对丹西却有成见，他把丹西描述为“一堆彻底的狗屎，腐败和无能，但有一定程度的低级的狡猾”
。
尽管孟席斯和丹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保密和隐蔽工作极度投入。
这让麦金太尔、特雷弗-罗伯以及在战时加入军情六处的其他年轻人感到有些过分。
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军情六处的座右铭似乎是“如果有曲折的办法可以去做，绝对不应直接去做”
。
就像小男孩玩秘密特工的游戏一样，军情六处的老手们经常在不需要的时候仍然使用密码名称，用密码编写不需保密的信息，并将那些编码信件放在诸如花坛、工棚之类不方便的地方，而不是将它们直接投入家门口的邮箱之中。
当麦金太尔发现自己轻手轻脚地走过孟席斯在议会广场旁百老汇大街54号——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办公室时，他意识到自己也已经感染上了对保密工作的痴迷。
麦金太尔回忆说：“保密对情报工作来说，就像法衣和熏香对一场弥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不管那是否有助于达到任何目的。”
虽然使用无意义的密码或其他形式的保密措施对像麦金太尔那样的新来者显得有些滑稽，但军情六处固守不变的保密措施对于上层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这与保护国家的安全毫无关系。
那些措施对保护个人更为有用，它将有助于那些有权力的人免受议会、英国公众或政府其他部门的盘问。
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leCarr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短时期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他指出，军情六处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自我保护的暗中活动，不惜使用官方保密的外衣来掩饰无能、上层特权和令人错愕的盲目轻信”
。
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里，在军情六处发生的事情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暴露出了无能的人或事需要加以保护的事实。
在1939年11月某个阴沉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了与德国默兹河隔河而对的荷兰小镇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馆。
两名留着修剪整齐的灰色胡髭，带着单片眼镜和小圆帽的中年英国人走出了汽车。
他们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芬洛来执行一项最高密级的秘密任务。
如果他们能成功，那可能会导致推翻希特勒并结束已持续了两个月的战争。
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毗邻纳粹德国的中立国荷兰就成了欧洲主要的间谍中心之一，它不情愿地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难以计数的情报人员。
与大多数外国同行一样，两名留着胡髭的军情六处官员——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和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Stevens）也待在海牙。
英国情报部门使用海牙作为其非官方的欧洲总部所在地。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军情六处在对基站主任的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愚蠢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1936年，以使馆护照管理官员身份为掩护的基站主任H.E.达尔顿（H.E.Dalton）自杀了，他被发现贪污了犹太难民为获取英国签证而支付的额外费用。
后来又发现，为达尔顿的继任者工作的两名荷兰特工已被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招募为双重特务。
意识到在欧洲的最重要的基站已被德国人渗透，军情六处没有选择采取通常使用的合理步骤，关闭基站并重新开张。
相反，它在整个欧洲创建了第二个非官方的情报组织，它将与原有的组织一起存在，但与之没有任何联系。
这个代号为“Z”
的组织由克劳德·丹西负责，他选择了各种职业的非专业间谍来充当他的特工：那里面有商人、企业家、记者、政客和其他一些在欧洲生活或经常出访欧洲的英国人。
丹西为海牙选择的基站负责人是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荷兰制药和化学公司的老板，他传递给丹西的几乎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情报。
与此同时，他申报了很大一笔经费作为他声称的由他指挥的13名特工的开支，后来发现其中九人完全是虚构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贝斯特接到伦敦的命令，与新任命的军情六处海牙基站主任理查德·史蒂文斯联合，这就让先前建立的替代情报组织的计划完全作废了。
新上任的史蒂文斯早先曾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服役，与贝斯特一样，他在新的岗位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史蒂文斯后来承认，在去海牙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间谍的工作，更不用说当一个间谍头儿了。
我完全没有经验，根本不是干那种工作的人”
。
当他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军情六处的高层时，他们向他保证，海牙的岗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工作——这完全是一个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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