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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史蒂文斯会发现他和贝斯特被卷入了一个还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的境地。
在1939年10月，德国入侵波兰的一个月后，内维尔·张伯伦在私底下放出消息：如果希特勒被推翻，英国政府将考虑与德国和平共处。
与此同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也得到了这样的情报：一个第三帝国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正在谋划摆脱希特勒，并与英国开展和平谈判。
在与来自这个反叛集团的几名代表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之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在张伯伦和外交部的批准支持下，同意于11月9日在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馆举行会谈，与领导反叛运动的德国将军见面。
然而，当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入咖啡馆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德国将军并不在那里，等着与他们会面的官员实际上是党卫军情报人员，其中一个是瓦尔特·谢伦伯格（WalterSberg），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副手；另一个是长期的英国间谍小说的“瘾君子”
和军情六处的粉丝。
在打死了陪同英国特工的一名年轻的荷兰军事情报人员后，谢伦伯格和他的同伙就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捆绑起来扔进汽车，飞快地驶过边界进入了德国。
情报官员被绑架是军情六处历史上最丢脸的事件之一，而他们在被绑架后的行为使灾难变得更加严重。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完全罔顾了伦敦的指令——特工只能承认其作为掩护的工作的名称和地址。
他们在身体没有受到折磨的情况下，即与德国人完全合作。
史蒂文斯被绑架时身上带着一份完整的在荷兰的英国特工名单，他还向德国人交待了军情六处在西欧和中欧所有基站站长的名单，以及他们下属的外国特工的身份。
此外，他和贝斯特还提供了有关军情六处在伦敦的层次结构的大量信息，包括部门主管的姓名以及他们在百老汇总部内的办事处的具体位置。
由于芬洛的灾难，军情六处在西欧的间谍网在1940年德国发起伦敦大轰炸时已成为一堆废墟。
尽管遭受了如此重大的失败，孟席斯和丹西仍然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伦敦的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和他们的情报机构。
作为向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波兰、比利时、荷兰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的特工组织提供财务、通信和运输支持的交换，军情六处获得了对那些组织大部分特工活动的控制权。
而那些外国特工几乎提供了英国在战时所获取的在被占领欧洲的德国人活动的所有情报。
虽然孟席斯并不是谍报天才，但在白厅经常发生的残酷的内斗中保护并提升自己和军情六处的地位方面却是非常出色的。
他在官场内斗中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军情六处的情报来源，甚至不向丘吉尔透露。
通过这样的运作，他和丹西就可以将报到他们那儿的任何成功的情报活动都收入到自己的囊中。
事实上，正在与军情六处配合的欧洲流亡政府的情报机构取得了很多次成功。
然而，在军情六处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
美国新成立的间谍和破坏组织——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大卫·布鲁斯是一个例外。
于1942年抵达伦敦的布鲁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军情六处的情报能力“相当糟糕。
他们发送给我们的大多数报告只是重复了我们从欧洲秘密情报组织收到的情报内容”
。
首先抵达伦敦的外国情报组织来自捷克。
就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捷克享有盛誉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弗朗齐谢克·莫拉维克（FrantiekMoravec）就和他的十名高级官员携带数十箱文件逃到了英国。
莫拉维克的到来是一个意外的特别礼物，因为他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盟军情报来源之一的报告。
那是一个不满纳粹的德国阿勃维尔官员——保罗·图默尔（PaulThümmel），代号为A54。
作为阿勃维尔布拉格基站的站长，图默尔向捷克人提供情报，因而也间接地向英国人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关于德国军事计划的情报长达两年之久。
由于图默尔提供的情报，军情六处了解到德国计划在1940年通过阿登入侵法国，并在1941年春季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而英国和法国在获得德军将在阿登入侵的情报之后无所作为。
这证明了尽管情报可能很好，但除非采取与之对应的行动，否则那些情报就没有多大用处）。
在1940年秋天，图默尔还报告说，希特勒至少暂时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计划”
。
与此同时，挪威的情报部门也向军情六处转达了从挪威数百名海岸观察员那里收集来的报告，他们监视着德国潜艇和军舰的出动情况。
1941年，一位挪威海岸观察员通知伦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个峡湾发现了四艘德国军舰，这些情报导致了德国“俾斯麦号”
战舰的沉没和重巡洋舰“普林兹·欧根号”
的重创。
数百名普通的挪威人报告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机场、军营和部队运动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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