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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即将来临。
尽管特别行动处在第一年开展的敌后破坏活动进展缓慢，但在扩大它的官僚机构方面却毫不迟缓。
在1940年10月，人数快速增长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从圣-埃尔姆酒店搬到了位于贝克街64号的大型现代化办公楼，就在虚构的福尔摩斯住所的同一条街上。
一个月内，那个地方就已经人满为患了。
五个邻近的建筑也被征用，住进了特别行动处涉及的各个国家的所有部门，其中不仅包括了西欧和东欧的国家，还包括了巴尔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有几块大面积的乡村土地被征用作为训练特工的营地。
特别行动处涉及的各个国家部门还一直使用伦敦西部街区，如南肯辛顿和马里波恩的一些公寓，在那里进行特工招募面试、情况通报等等。
有时候，住在那里的特工甚至不知道特别行动处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哪里。
与军情六处一样，特别行动处的活动被浓厚的秘密光环所包围着。
除了极少数政府高官之外，甚至几乎没有组织外的人知道它的存在。
它的名称从来没有在伦敦的电话目录中出现过，它的重兵守卫的大楼外装饰着含有模糊假名的黄铜牌匾，上面写着“国际服务研究局”
，它的办公室门口也没有铭牌。
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分部都在同一座楼里，但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特别行动处的规定是禁止在各分部之间分享信息。
这个新开张且运行缓慢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
在没有秘密行动的经验和了解如何开展秘密行动的情况下，大多数特别行动处的员工都自以为是地在做他们的事情。
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人员说：“虽然那是业余的水准，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的业余爱好者，没有人是专业的。”
当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被一位同事问到为什么他以“白兔”
为代号时，那位官员回答说：“我为他妈的‘疯帽子的茶会’在工作。
你能想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吗？”
除了科林·古宾斯的小册子之外，特别行动处在“非绅士战争”
的特工培训中没有任何可遵循的指导方针。
正如在1942年取代了休·道尔顿成为特别行动处行政监督的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所说的那样：“地下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门尚无人知的艺术……对新手来说没有教科书，没有有经验的老手可以帮助新人学习上一场战争的经验……人们必须在艰难的实践中吸取教训。”
由于需要保密，特别行动处不能采用广告或其他公开的方式来招募“潜在”
的特工。
相反，工作人员通过梳理新移民的名单，谨慎地让他们的英国朋友或熟人向那些至少流利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外国人询问他们是否可能对“特殊的海外服务”
感兴趣。
历史学家M.R.D.富特注意到：“进入特别行动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外，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称呼所谓的招募系统。”
当与潜在的特工接触时，他们几乎不会被告知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
一位特别行动处的高级官员说：“进行面试的官员接到命令不得披露特别行动处的职能，甚至不能谈及它的名称。”
毕业于剑桥，会说法语的弗朗西斯·卡马斯（FrancisCammaerts）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艺术史学家和诗人的儿子。
他回忆说，在接受特别行动处面试时，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曾经暗示他可能会在北非使用他的法语。
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进入被占领的法国，我不知道有人会干那样的事情。”
后来成为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顶级特工之一的卡马斯补充说道：“从来也没有提到过特别行动处这个名字。
我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听说SOE这个缩写的。”
事实上，很多新人都以为他们正在加入的是军情六处。
当对特工进行选拔和训练时，对那些将被派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的处理方式与那些将被派往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的特工的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特别行动处创立之前都已有活跃的抵抗运动组织在活动，因此特别行动处对那两个国家的特工活动的控制就相对较少，仅限于提供运输和通讯装备，以及空投武器和进行其他专门的训练。
波兰和捷克流亡政府负责挑选来自他们国家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其中大多数都曾是他们国家中各军事部门训练有素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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