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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构所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困难是创建这个机构的官员们并没有提供执行任务所需的资源。
特别行动处被迫依赖于其他政府机构为它提供诸如通信和交通工具那样的基本条件，而那些机构中的大部分人是反对它存在的。
毫不奇怪，军情六处依然是特别行动处最激烈的竞争对手。
在整个战争期间，两个组织在英国的欧洲军队和每年逃亡到英国的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外国人中招募特工方面，相互苦苦争夺。
为了将他们的特工运送到欧洲去（在特别行动处武器、弹药和其他设备匮乏的情况下），他们还为使用稀缺的运输资源，特别是皇家空军的飞机而相互争斗。
除了对德国进行轰炸以外，皇家空军不愿意将飞机另做他用。
但是如果一定要不情愿地接受分配来的其他任务，那么皇家空军将更倾向于为军情六处工作。
他们和军情六处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特别行动处是“一个非绅士的组织，最好跟它划清界限”
。
英国空军司令、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Portal）子爵在1941年初写信给特别行动处一位高级官员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为了杀死敌对势力成员的目的，而将穿着民服的人空投到对方的区域不是皇家空军应该参与的行动。
我认为你会同意，历史悠久的空投间谍的行动和空投一个只能称之为‘暗杀者’的全新计划执行者之间在伦理道德上有着极大的差异。”
（有趣的是，波特尔子爵在公立学校学到的关于杀戮伦理的严谨描述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轰炸机司令部后来执行的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的对德国城市区域的轰炸。
）
让特别行动处陷入更大困境的是它的创造者们决定它必须使用军情六处的信号和编码系统与它的特工进行联络。
此外，特别行动处所获得的所有情报都必须直接发送给克劳德·丹西，以确保军情六处对特别行动处的知情要远多于特别行动处对军情六处的了解。
丹西和斯图尔特·孟席斯都是官僚体制下内斗的高手，他们把对特别行动处的知情权用于不断的内斗之中，试图将那个新设的机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或者就让它失败，从而将它置于死地。
在余下的战争岁月里，被特别行动处的人称为“百老汇街的混蛋”
的军情六处与特别行动处展开了一场，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白厅官僚机构以前从未见过的全方位的危险的争斗”
。
目睹了这一官场秘闻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后来写道：“虽然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名义上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通常他们相互之间的厌恶比他们中任何一个对德国人的厌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到1941年2月15日特别行动处成立八个月后，它的第一批特工才渗透进入了被占领的欧洲，目标国家是波兰。
在经过与军情六处和皇家空军几个月的争执之后，特别行动处终于获得了一架飞机的服务——一架低速、操作复杂、过时的惠特利轰炸机。
它在飞行900多英里之后，将三名波兰特工和几箱武器装备空投到离华沙不远的一个地点。
正如一位特别行动处官员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往返14个小时的旅程“要在没有地面导航的情况下，在严寒的冬季穿越被占领的欧洲，找到空投的区域，然后再飞回英国，实在是飞行技术和意志的成功典范”
。
休·道尔顿和流亡的波兰政府都因空投特工和武器的成功而感到高兴。
道尔顿和波兰人开始策划一系列定期的航班，向波兰救国军提供特工、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让他们加紧对德国人进行破坏行动，并为战争后期的公开反抗做好准备。
然而，尽管他们情绪高涨，道尔顿和波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飞行实际上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它突显了空中飞行去波兰的巨大的后勤障碍。
为了飞到波兰，英国的轰炸机不得不飞越几百英里被德国占领的区域，在整个飞行航程中承受德国高射炮和战斗机攻击的威胁。
另一个重大障碍是气候，当轰炸机起飞时在英国和北海上空天空晴朗，但在波兰经常会出现云层或下雨，这给空投或着陆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由于轰炸机的燃料储备非常有限而飞行时间长达14个小时，使得最小的导航错误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科林·古宾斯与他的规划和运作人员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
波兰人是那时欧洲最活跃的抵抗者，为了给他们提供物资供应而要安排频繁的航班，实在是太难了！
后来，处于政治考虑也迫使英国的决策者们最终决定特别行动处的特工行动将集中于更靠近英国的地区，主要是法国和低地国家，以及后来的南斯拉夫。
古宾斯的传记作家写道，虽然古宾斯理解但并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决定，但他无法去“阻止波兰人计划更大规模的行动”
。
结果，波兰救国军继续为反抗德国人进行着大规模起义的准备，却不知道英国人已经放弃了帮助他们的所有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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