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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世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样了筹划未来是战后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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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末，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愿意再提及那场战争及战争罪责了。
正如托尼·朱特所指出的那样：“对欧洲最近历史的沉默是建立欧洲未来的必要条件。”
但是，由于在伦敦参加战争的那些人的经验和前瞻看法与那些被困在家中的人们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使各国对欧洲未来的规划变得复杂起来。
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曾经有过的经历。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曾就他自己和他的“英国逃亡者”
同伴们在战后的幻想破灭，这样写道：“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一天都在想：我们回到了家里，那个仍然记忆犹新的荷兰。
我们确实回家了，但记忆中的景象却被现实完全粉碎了，梦想被炸飞了。
我们无法辨认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国家，憔悴得就像一个集中营的余生者一样。
我们无法面对，我们就像看到一个麻风病人那样转过身去，感到病态，感到很不舒服。
与我们那些身上带有被占领标记的老朋友相比，我们与那些曾为自由而并肩战斗的盟军伙伴们在一起时会感到更加自在。”
当他第一次回到家乡海牙郊区的一个曾经很富裕的社区看望他的父母时，罗尔泽马回忆道，他觉得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人”
。
几个小时后他离开了，“我们像陌生人一样说了声再见”
。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尤其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抵抗的人来说，他们对来自伦敦的同胞们极为不满。
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人生活在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没有经受过占领下的每日的紧张、恐惧和困苦。
同胞之间的这种深度的裂痕，由于对各自国家战后前途的尖锐的意见分歧而加剧了。
例如，许多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欧洲人决心参照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重新塑造社区意识以超越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带来的分裂。
在大战初期加入了荷兰地下组织的罗尔泽马写道：“对危险的恐惧使人们不再去注意任何社会背景、阶层和宗教的细微差别了。
我们并肩战斗，共同感受，生死与共，完全是经典意义上的兄弟姐妹情感。”
如果战争没有让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和平等，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罗尔泽马的绝大多数同胞和其他大多数欧洲人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在经受了占领后的混乱和创伤之后，他们只想重建战前世界的正常状态。
只要有和平、秩序和头顶上有一片屋顶，有足够的食物以及其他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行了。
大部分流亡政府成员回国后仍然保留了他们的权位，他们对民众中的那种恢复战前常态的情绪是持鼓励态度的。
托尼·朱特指出，那些年长的政治家代表着连续性，是“抱着怀疑态度玩弄政治的实用主义者。
他们反映的是他们选民的情绪”
。
毫不奇怪，对回到现状最感到失望的人或许是威廉明娜女王。
在她长期流亡伦敦的时候，她渴望重返的荷兰能像她一样在战争中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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