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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去的,那是一〇八六年四月,司马光下令厚葬。
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
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告别人世。
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他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
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
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
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作“元祐党人”
,成为了被清查的对象。
在元祐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文化巨匠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
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无可挽救。
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有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全部过程,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和凄楚笔触。
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吟诵这些人的作品,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
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陆游最典型,一生企盼战斗,直到死前还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的名句,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号醉翁,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到了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
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
我很想做一个专题研究,题为《从“醉翁”
到“放翁”
》,来扫描宋代文化人格的演变过程。
王牧笛:和陆游一样,辛弃疾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
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
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他一直渴望“沙场秋点兵”
。
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是喊着“杀贼、杀贼”
而死的,这一年是一二〇七年,距今八百余年。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文化义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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