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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借着屈原，我们还要继续讨论大家为什么喜欢为文化贴政治标签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因为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一直盘旋着政治标签的浓重阴影。
记得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当院长的时候曾经主持过不少追悼会，发现一些艺术家去世后，为他们写的悼词里只说政治待遇，做过什么代表、什么委员，或做过退休职工管理小组的副组长……至于他们在艺术上不同于别人的成就和突破，却没有出现在悼词里。
我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很难改。
我们学院改了，其他单位仍然如此。
每次想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自我嘲笑：像我这样一个辞光了一切职务，又不愿担任任何一个级别代表、委员的人，百年之后的悼词，大概只剩下性别和生卒年月了。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集权，积淀成了一种“官本位”
的文化思维。
这种思维，蔓延在官场已经让人感到厌恶，而渗透到了文化学术领域，则不能不让人感到恐惧了。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文化学术领域对此格外起劲，甚至超过官场。
根据“官本位”
的文化思维，屈原失去楚怀王的宠信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
你们如果到图书馆去翻阅一下屈原研究论文，包括一部部《中国文学史》中写到屈原的部分，都会发现当代竟有那么多学者一直在大声地惋叹屈原没有做高官，而且不怕重复地一再惋叹。
似乎如果屈原做了楚怀王身边最忙碌的宠臣，忙碌到没有时间写诗作文，他们才会满意。
不仅仅是对屈原。
对于屈原之后的魏晋名士、唐宋文杰，他们都会惋叹，惋叹这些古人官场失意、仕途不畅。
这实在是中国文化思维中最为奇怪的事情。
他们好像一直要等到李白做了宰相、苏东坡做了元帅、李清照做了武则天才不会惋叹。
或者，一直等到《中国文学史》全部并入《中国政治史》才不会留有遗憾。
当政治话语凌驾于文化话语，文化坐标就会乱成一团。
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曾经一再目睹过由于政治凌驾而产生的文化混乱。
例如，在“文革”
中，把作家分成“革命作家”
和“不革命作家”
，在“革命作家”
中，又分成“去了延安的作家”
和“没有去延安的作家”
。
这么层层叠叠分下来，文学本身的等级就错乱了。
有趣的是，等到“文革”
一结束，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又以新的政治坐标来划分了，哪怕是编教材、编辞典、演杂技都被判定为“四人帮阴谋”
，连“文革”
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妇好墓，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敢说这是什么时候出土的，因为一说似乎是证明那十年对于古代文物不完全是彻底破坏。
这就是说，那些两千年前的俑人、女尸，都犯了现代的政治错误：不该在那个时期出土。
这个思维，直到你们老师一代，都还比较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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