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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希望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能够摆脱这种长久的魔影，让文化开始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立。
这也是我花那么长时间开设这门课程，并在屈原上停留那么久的原因之一。
好，那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屈原吧。
我很想听听你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屈原的人生境遇如何造就了他的文化人格？
王安安：在政治坐标系里屈原一路下跌，可是在文化坐标系里他却是一路上扬，所以如果说对屈原的放逐、流浪的苦难，我觉得不该选择“惋惜”
，而应该是“庆幸”
——当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一种站在宏观文明视野中的理解。
我们庆幸这个苦难降临到他身上，就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
正因为有了这段苦难，屈原才走向了边缘，走向了自己，走向了心灵，创造出那么多瑰丽的诗篇，以至于很多年后，李白感叹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余秋雨：这就是那首我所喜欢的《江上吟》。
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一语道破了文化价值的伟大和永恒，又一眼看破了政治得失的虚空和易逝。
王安安：我不惋惜屈原的遭遇，但我惋惜他十分孤独和窘迫的流放生态。
我不希望他做官，却希望他能在一个比较从容的环境里多写点诗。
丛治辰：我倒不这么认为。
诗人的生活不能过于从容和安逸，因为这会磨损他的生命力度。
诗人跟散文家、小说家不一样，诗人的作品是跟生命高度统一的，不像小说家的创作那样可以虚构。
有人批评中国当代诗歌缺乏力度，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诗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他的生命状态跟他写诗的状态分裂了。
屈原最后的自沉，他对生命的体验，和他的作品最后达到的力度、高度是一体的。
万小龙：我想起自杀的诗人海子，他说他的一生有三种受难：流浪、爱情、生存；他的一生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丛治辰：前一阵子非常流行一句话：“生活在别处。”
我还专门考证过：歌德说过，海德格尔说过，法国诗人兰波说过，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说过。
我想可能屈原的真实生活很悲惨，但他的精神生活在别处。
余秋雨：“生活在别处”
，这个说法很精辟。
谢谢你在我们谈话的关键部位及时提出，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
“生活在别处”
，是指用主动的分裂方法获得一种精神释放。
但是，这种精神释放不像我们寻常理解的那样批判什么、冲破什么、排除什么、征服什么，而是从整体上把自己抽离出来，放逐到陌生之地，面对另一个世界。
这等于造就另一个天地，另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与原来的自我距离很远，有可能产生冲突，却很少有可能和解。
只有真正的大诗人、大作家、大学者才有这样的特殊心理结构。
我认为，屈原的《离骚》，在标题上就包含着“生活在别处”
的意思。
他的离别，是一种精神离别。
丛治辰：秋雨老师，可不可以这么说：选择分裂肯定要比选择平衡痛苦一些？
余秋雨：从深刻的意义上说，平衡的痛苦更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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