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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
，“势必混乱人心”
。
郭嵩焘的“悖谬”
，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
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一些习惯，例如对没有官位的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
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的警戒线，那么令人厌烦。
唐代玄奘翻译佛经时发明了多少词汇？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自信都没有了。
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
只可惜，当时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都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
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
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舍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
一八七九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长沙。
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
上自长沙的巡抚，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
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
，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
郭嵩焘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
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唯公负独醒之累”
——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
这种“独醒”
，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焘去世二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一切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太不用功，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作了唐代或宋代。
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真的完了。
因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化，已在最腐朽的生态牢笼中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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