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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下班之后，自己饥肠辘辘地在街上闲逛：“要不是上帝怜悯，缺乏关爱的我本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窃贼或者小流浪汉。”
这名未来的小说家此时宛如另一个奥利弗，全赖上帝保佑，才逃脱了落入费金致命庇护的宿命。
事实上，狄更斯的生命中也有一位庇护者。
年幼的狄更斯确实得到了自己的费金——其实是他的恩人——的照顾。
在沃伦鞋油厂做工的第一个礼拜一的早晨，一个年长的男孩走到狄更斯身边，“给我展示了如何使用绳子，还有如何打结。
他的名字是鲍勃·费金。
多年以后，我擅自在《雾都孤儿》中使用了他的姓”
。
但狄更斯不仅用了那孩子的姓——奥利弗的费金也在奥利弗来到巢穴之后的第一个早晨，向他展示了那个肮脏行当的小把戏。
在好心的鲍勃·费金的帮助下，狄更斯在鞋油厂里急切地维护着自己岌岌可危的“小绅士”
头衔。
鲍勃·费金还照顾过生病的狄更斯，但狄更斯依然记得，“我陷入这段友情之中时，内心深处在隐隐作痛”
。
狄更斯将“费金”
这个姓安在小说中的头号坏蛋头上，不能不说是忘恩负义。
他后来似乎也承认了这点。
在《远大前程》（1860—1861）中，主人公匹普对自己年少时的庇护人乔·葛吉瑞的态度便经历了痛苦的转换：从“发迹”
前的感恩戴德，到“发迹”
后的薄情寡义，最后，随着“远大前程”
的梦想的破灭，又恢复了尊敬和感恩。
仿佛是要说明乔·葛吉瑞与真实费金之间的关联一样，狄更斯甚至安排乔·葛吉瑞在上伦敦之后造访了一家鞋油厂。
我们必须赞同约翰·贝利在关于《雾都孤儿》的一篇文章中的评论：“难怪小说中的罪犯费金是个充满矛盾的角色，因为现实世界中的费金对狄更斯表现出的种种善意，只会让他安于当一个薪水奴隶，让他习惯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
相较于约翰·凯里在《暴力肖像》中对奥利弗落入贼巢这段情节的辛辣讥讽，贝利的评论显然更温柔，也更真实。
前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小说的这一部分当中，狄更斯只是在重申他自己同鞋油厂低贱童工之间的区别。
这是献给他纯洁中产阶级灵魂的赞美诗。”
《雾都孤儿》确实会让我们对阶级与美德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安，因为它迫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是否本性纯良，人格强大，同时偶尔暴露在“艰难困苦”
之中，将决定这个人是否抵抗得住**，是否会腐化堕落。
正如伟大的狄更斯研究家汉弗莱·豪斯所说，“《雾都孤儿》在出版后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
首先，在第一期连载结束时救济院里发生的著名一幕——奥利弗伸出碗，不知羞耻地要求说：“求求您，先生，我还要。”
（《雾都孤儿》第2章）——直接反映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贫民问题。
在小说的开头，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穷人在救济院和师徒雇用制度中受到的虐待，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开头这些情节与后文——奥利弗到伦敦后同费金与布朗洛先生之间发生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关系？狄更斯似乎在讽刺当时饱受争议的《新济贫法》，[1]即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
这是一部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制定的法律，坚持通过这一法案的人可以说都是杰里米·边沁1的追随者。
狄更斯之所以对此大加抨击，用豪斯的话说，是因为《新济贫法》导致“对贫民的虐待以更令人厌恶的方式死灰复燃”
。
狄更斯也可能是在攻击“旧法的缺点在新法下依然存在”
，因为在新法令的执行方面，各个教区获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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