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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都孤儿》连载期间，赞誉如海潮般滚滚而至，令狄更斯措手不及。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一窥狄更斯是如何努力利用这股热潮的：他的第三部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从1838年3月连载到1839年10月，同《雾都孤儿》的连载时间重合了十一个月。
更不要提单是《雾都孤儿》连载期间，狄更斯就有一部戏剧《她是他的妻子吗？》在圣詹姆斯剧院上演（1837年3月），同样大获成功。
狄更斯的市场价值不断飙升，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巴纳比·拉奇》（本来应该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但后来几经拖延才得以出版）的买断版权费用就从起初的200英镑涨到了1840年年中的3000英镑。
在福斯特的鼓励下，收获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成功的狄更斯在写完《雾都孤儿》之后便辞去了《本特里杂志》的编辑工作。
辞职之前，他同指手画脚、鲁莽小气的理查德·本特里吵了最后一架，没有跟这个“伯灵顿街的土匪”
谈拢继续合作的条件。
不过，从法律上说，本特里是占理的一方。
在不同作品之间来回切换、交叉创作似乎起到了异花传粉般的积极效果，不仅没有削弱狄更斯的创作力，反而令他灵感大爆发。
小奥利弗从救济院的狼窝里逃脱，却又落入费金的虎口——这段故事发表于1837年5月，而三个月后，可怜的匹克威克先生终于摆脱了旅馆、马车和各种各样的尴尬处境，像堂吉诃德一样英勇而愚蠢地从喧嚣的俗世进入了弗利特负债人监狱的凄惨现实，并在那里尝到了肮脏而低劣的饮食，遇到了消瘦、孤独、绝望的狱友。
匹克威克大感震惊，而狄更斯谴责说：“公正而健全的法律规定了强壮的凶犯应该给吃给穿，而不名一文的负债人却只能听任他们饿死冻死。”
（《匹克威克外传》第42章）正如斯蒂文·马库斯所说，这里的讥讽反映的正是“促使作者创作《雾都孤儿》的动因：嘲笑社会”
。
于是，就像马库斯巧妙指出的那样，“狄更斯成了空前绝后的小说家——可以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受到了第二部小说的影响”
。
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受到了第三部小说的影响。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第一部分为《雾都孤儿》的结尾部分提供了一次排练，预示了费金的受审和受刑，而后者要到当年稍晚的时候才写出来。
四处闲逛的尼古拉斯突然见到新门监狱，于是想象了过去监狱执行死刑的情形：“好奇的人们在窗扉前、屋顶上、墙上和石柱上瞪目而望；在一大堆向上仰望的苍白的面孔中间，那个将死的可怜虫，带着应有尽有的待毙的苦相，看不见一个人——一个人也没有——表露出怜悯或同情。”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第4章）这一幕似乎让狄更斯痛苦地联想到自己，回忆起当年在鞋油厂的噩梦般的经历。
他和鲍勃·费金会坐在临街的窗边，“手脚麻利地干着活，路人常常停下来往里看。
有时候甚至会聚集起一小堆人。
有天我们特别忙，我还看见父亲来到了门边。
真不知他怎么忍心见我这样”
。
触发狄更斯展开联想的这一幕为费金受审的场景提供了现成的素材，所以我们看到“法庭里，从地板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人脸”
，“仿佛置身于满天星斗的天宇之中”
，但是，“他却没在哪张脸上……看到一星半点对他的同情”
（《雾都孤儿》第52章）。
通过不断地即兴创作，最后取得惊人的成功——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雾都孤儿》，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会得到深化。
小说家在这部作品里重新发现了自己，而与《匹克威克外传》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发现，作者在更深的层次上塑造了更加黑暗的想象世界。
对于狄更斯在多大程度上预先设计了这本书的情节，文学批评家一直莫衷一是，甚至说不准他动笔时是否知道自己要创作一部小说。
我们可以看到，原始连载版的《雾都孤儿》略显粗糙，还能感受到作者时而爆发的情绪波动。
造成这种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他钟爱的小姨子玛丽·贺加斯在1837年5月过世了，令他万分悲痛。
可以说，原始连载版的《雾都孤儿》给了我们一张观看狄更斯真实内心戏的首演门票，让我们能感受到同狄更斯第一批读者近似的激动心情。
只有在《本特里杂志》中，奥利弗出身城镇的名字才叫“泥雾”
（Mudfog）。
《本特里杂志》的读者会觉得，自己看到的只是狄更斯不时发表在杂志上、笔调幽默的《泥雾编年史》的一部分；只有在《本特里杂志》中，我们才能读到“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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