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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远说到星云以前，地球以前，人种以前，住在北京城的人，为什么不拿前几年所发掘出的“北京人（thropus Pekinensis）来想一下呢？那时候，有风雅人所说的“艺术”
或“美”
存在吗？一切都是“时代”
产生出来的，有新旧代谢的机运，不舍昼夜地流行，新的你不敢和它觌面，旧的你把它投射在水瓮里，“时代”
自然也就空虚起来了。
但在前些年辰，主张文学和革命不能两立的，倒并不尽是风雅之士。
譬如吴稚晖，他便是主张得最激烈的。
不过他是站在“革命”
的立场说话，虽然他所说的和革命不能两立的“文学”
，其实就是现今的风雅之士所“上帝”
化了的那种东西。
然而吴稚晖本人的思想，在后来也是稍稍有点变迁的。
前两年他又曾大叫过“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
“大乱”
呢？大约也就是有点像革命。
能够闹“大乱”
的这种“文学”
，当然又不是和革命不能两立的那种“文学”
了。
一隅可以三反之。
“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文学死，大乱止。”
“死文学，止大乱。”
所以我们可以说吴稚晖是反差不多运动的元祖，或者也可以说他近年来是风雅化了。
真的，当吴稚晖还未风雅化，唱着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时候，我受了他的反面的暗示，却想到了文学与革命的一体。
因为人类自发明了言语文字以来即有文艺的表现，人类除非灭迹，文艺是不会灭迹的。
在人类社会的革命期，凡是旧有的东西和革命都有点不能两立，倒不限于文学。
然而革命并不是把人类的一切传统革光而恢复到猿人时代以前，它只是把旧有的遗产加以损益，而得着新的成果。
新的成果逐次又变旧，又生出更新的，更更新的。
因此我于革命文学之外便提到了革革命文学，革革革命文学。
这些异样的表现，虽然遭受过讥刺，然而我到现在仍然不感觉着它们是怎样的滑稽。
这根本不外是一种由文学的角度所窥察得的辩证的史观而已。
要说它稀奇，我倒反觉得有点稀奇。
我的《革命与文学》那篇小论文，便是在那种情趣之下酝酿出来的。
写成为文字虽然是“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写的时候虽然已在广东，但那起初本来是一篇演说，是在去广东以前在日本人所设的上海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班所讲演的。
时期记不甚清楚了，总得在那年的正二月里面罢。
那儿所下的“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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