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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呢？一个中原古城里开明绅士之家的子孙，还是拒不做汉奸、最终死于日本宪兵屠杀的冤魂之后世，是在天主教堂躲空袭时候，从修女指下的琴键，与舒伯特邂逅的小男孩，是抗日队伍里的少年兵，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然后是一名右派，再然后是摘帽右派……“我们”
是谁呢？是呵斥“我”
不许跟人起哄的豆腐坊王大娘，是卑微地活着又卑微地死去，用死魂灵吓死一个日本鬼子的冯二是没出息了一世，在“文革”
的冬夜，登临废墟疾奏京胡“夜深沉”
的柳家大少爷是“笑话”
，一个纹垮、玩世的人生。
在急等着点火起炊的日本兵跟前，戏耍地将干火柴一根根划着，再一根根吹灭。
结果脑门吃了子弹，闹了个天大的笑话！
还有小蚂炸、六指儿媳妇、静云寺的妙聪师父……“我”
和“我们”
又有一个总的命名。
就是“诗人”
。
他们将历史演绎成了诗。
在动**与莫测的世事中。
许多正义的观念变得模棱两可，模糊着判断，然而在诗的境界中，边缘却明晰着。
“诗”
这一个华界，以一种说来虚无其实却肯定的标准鉴别着优劣是非，那就是美和高贵。
小说里的“我”
，这一个父亲，就这样从昏晦的经验中析出光明，企图开启儿子的知性，他几乎是以谦卑的目光，注视儿子，等待回应。
这是历史讲述中的个人性，不只是经验，还是情感。
新时期文学逐渐拓进个人主义领域，白桦先生一代人可说是先行者。
为争取个人在公共写作中的合法性，付出了代价。
我们都是受益者，他们打开禁地。
我们在其间嬉戏，不晓得底下藏着什么样的牺牲。
所以我庆幸有白桦在我们的队伍中，他可时常提醒就像小说中提醒那儿子，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我就要想到孙甘露。
孙甘露大约正是与那儿子同龄，我方才称他作“后知青作家”
，是指他的成长正处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末潮，而教育体制还未重新建立，因此，他的命运在另一部分与知青汇合，就是中学毕业即走上社会。
其时，青年运动早已平定，日常生活也恢复秩序，所以，历史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在变化的时日，相距五六年就可能划为另一代人。
我想，孙甘露开始写作的时间，许多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基本经纬清浊，白桦们的遭遇倘要写入小说，就是归荒诞派一类。
新时期文学已经进步到“先锋”
的阶段，开始文本的实验，孙甘露就是在这一节上登场了。
对于先锋文学，我个人以为是一次输入的革命。
在离群索居数十年之后，其时敞开了空间，八面来风。
外面世界一百年里演变和积攒的思想一夜间涌进，那么多新鲜的概念。
充满耳目，我们都来不及攫取。
形势难免是混淆的，但是，就是这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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