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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的时代。
[47]先锋派的枯竭既不能用“迷失的职业”
，也无法用“技术社会”
来解释，因为这种无意义、喊叫及噪声文化无法适应技术进程，即便能适应，它也不是“自己掌控一切意义”
[48]的技术帝国的模样。
贝尔的结论是确切的，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技术的改变并不能决定文化的改变，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反映。
先锋派的困窘根源在于现代主义，在于一种极端个人主义、顽固到底、近乎自杀的文化，这种文化认为只有更新才有价值。
后现代的萧条，根源在于一个恶性发展的文化，而否定一切稳定的秩序便是该文化的旨趣所在。
现代主义不仅反叛自己，同时它还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的规范和价值观，这便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文化革命”
的缘由。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的艺术革新者们，并不是在延续那些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阶层的价值观，而是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启发，去推崇那些建立在自我颂扬之上、建立在真实以及快乐之上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却与资产阶级的旨在劳动、节约、克制以及清戒的美德水火不容。
从波德莱尔到兰波（Rimbaud）、雅里（Jarry），从伍尔夫（Woolf）到乔伊斯（Joyce），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革新艺术家们猛烈批判了社会制度以及惯例，并极度蔑视资产阶级思想，鄙视资产阶级对金钱以及劳动的崇拜，鄙视资产阶级的苦行主义及其狭隘的理性主义。
生活高度紧张、“全意识失常”
、追随冲动与想象、开辟经验场等，表明了“现代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性文化。
它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卢梭则挑起了对于特异性的崇拜”
，这种崇拜通过浪漫主义以及对**的崇尚得以延续下来。
但从19世纪后半叶起，这个过程则充满了争论，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受到了一群过着放纵生活的、反叛的艺术家和作家愈来愈辛辣的抨击。
于是，一种无节制的享乐性的个人主义出现了，它践行商业秩序曾反对的一切，结果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内倡导着激进的个人主义，并准备消灭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但对现代个人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所作所为害怕起来”
。
资产阶级引发了生产与交换的革命，但资产阶级自身发展所处的文化秩序仍是惩戒的和专断的，仅以美国为例，它的文化秩序便是一种更为明确的清戒主义秩序。
在20世纪初，苦行、新教的道德遭受到了革新艺术家们的挑战。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彼时仅为一小撮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专有的享乐主义活动，伴随着大众消费的出现，变成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行为，而现代社会的文化变革便蕴含在这其中。
如果人们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那么结论便是资本主义自己才是享乐主义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而不是现代主义艺术。
在广告、时尚以及传媒的鼓噪下，尤其是直接动摇了节约原则的“信贷”
制度的出现，消费品以至奢侈品大范围地流通起来。
由此，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甚至欧洲社会便以消费、休闲与享乐为准则了，也由此，苦行的道德便开始屈服于鼓励消费、享受生活且受冲动所左右的享乐主义价值观了。
“侵蚀新教伦理的是资本主义自己，而非现代主义，最大的破坏因素是信用制度的发明。
从前为了购买某种东西，首先要做的便是要节攒资金，但自从有了信用卡之后，人们便可以迅速地实现自己的欲望。”
现代生活方式不仅源自已有一个多世纪的由艺术家所激发出来的感悟上的变化，还因为如今已有6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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