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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的复仇观并不是惩戒性的复仇观，在原始人看来，复仇是一种社会化的工具，它与慷慨一样，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观”
。
以牙还牙是灌输复仇法则的基本规则，如在雅诺玛米人[137]社会中，“一个小男孩儿不小心碰倒了另一个男孩儿，后者的母亲便会催促其儿子打那个冒失鬼”
。
她远远地对他喊道：“报仇，倒是报仇啊！”
[138]复仇的暴力并不像勒内·吉拉尔所说的是一种非历史、生物人类学的表现，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不是一个“世界末日般的”
过程，而是一种有限的暴力，目的是保持世间的平衡，保持生者与亡者之间的对称。
不能把原始制度想象成为旨在遏制或扭曲超历史的暴力的一部机器，而应当将其看作产生暴力并使之常态化的一部机器。
在这种情况下，祭祀也就成为一种对暴力法则的演示，而不是对其发展的桎梏，因而祭祀既非替代也非迁移，祭祀是复仇法则的直接结果，一种毫不掩饰的对流血的要求，一种让世界和社会现状得以持久平衡的暴力。
莫里斯·戴维（MauriceR.Davie）有关复仇的观点颇为经典，他认为“原始的族群，并不拥有立法体系，也无法庭和法官来量刑，然而他们的成员却普遍过着安全而宁静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什么在发挥着文明社会中司法程序的作用呢？人们可以在个人复仇和伸张正义的行为中找到对此的回答”
[139]，但这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复仇是获得内心平和的条件，那么它就等同于正义？复仇主张暴力、美化报复、武装个人，但司法制度所做的恰恰是要杜绝这种对个人暴力的迷信，由此，复仇成了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
复仇是一种借助暴力的社会化机制，在复仇概念中，人们不应当容忍任由犯罪、冒犯而不受惩罚，没有人能独占暴力的力量，没有人能够放弃让敌人以血的代价来偿债，也没人能够指望他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危。
原始的复仇是无政府的，复仇行为旨在阻止政治治理体系的建立。
复仇是一项不受时效限制的责任，就暴力而言，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占暴力或者拒绝暴力，没有任何人需要一个特别的机构来保护自己，原始社会最终没有建立国家机器，[140]不仅是因为战争及其离散力，从社会内部来看，还有荣誉以及复仇法则这两个因素，二者压制了认并寻求保护的念头的出现，并由此也阻碍一个大权独揽、可定生死的裁决机构的出现。
与此同时，复仇法则也在全力遏制只顾个人利益的独立个体的出现。
在原始社会，社会整体要优先于个人意志，这体现在行动上，活着的人有义务去证实自己与亡者之间的血脉联系，证实自己与群体的鱼水相依关系。
复仇让生者与亡者联系在了一起，复仇并非由个人来承担。
由此看来，复仇就是实现整体主义社会化的工具，它像是一种奉献法则，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整体主义功能，而并不在于实现从自然向文化的过渡。
集体重于个人，为此便要贡献自己、妻儿和姐妹，禁止聚敛财产和**。
随后，要比较的是另一种制度，这便是暴力制度。
比如，通过一系列强烈的且痛苦的入教仪式，来表明小男孩儿已长大成人。
忍耐、折磨都是源自原始社会的整体主义要求，它以一种露骨的方式直接用身体来进行宣告，宣告个人对于集体的绝对服从，对于一种至上的神圣法则的绝对服从，所有人概莫能外。
折磨仪式是对不人道的法则所做的最好注释，它表明，法则要求的就是听命，而非思考或者改变，这是一种凸显来自他处的强势本体论命令的手段，也似乎是一种对旨在变化的人类能动性的蒙蔽。
以让人痛苦的考验来摧残能动性，这样做的关键在于将社会规约这样的他律强加在人身上，以便让这些规约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此外，这样做还在于压制一个不受制约的且有权做出历史性改变的机构的出现。
[141]和复仇一样，这种原始的残酷也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制度，它有悖于个体自主，也有悖于政治分化，它是违背历史的，入教仪式与为了集体荣誉和团结而视死如归的复仇法则一样，也要求人们无条件全身心地服从那些至高无上的族群规约。
和入教仪式一样，酷刑的实施揭示了原始残酷的深层意义。
野蛮的战争不仅在于组织袭击和屠杀，还在于俘虏敌人，使其遭受男人、妇女和小孩的折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酷刑却没有引起任何的恐怖感和羞耻感。
这种残暴的风气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强化之中，尼采从中发现有一种侵略冲动的狂欢，接着巴塔耶[142]也从中发现有一种非生产性的成本，但自此之后，社会的、政治的暴力逻辑就一直被这类“能量的”
命题所掩盖。
在原始的残暴中并没有显现出“折磨人的快乐”
，因此不能将残暴看作对所受损害的对冲，但“折磨产生无穷尽的快感，可以补偿所受到的伤害以及由伤害带来的折磨，这为受损一方带来一种极度的反快感”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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