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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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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艺术现代主义不再能够在社会上掀起波澜，那是因为基于享乐主义的大众文化盛行起来，它与技术经济秩序发生越来越公开的冲突。
享乐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在文化上的体现，这是因为“商业行业一方面希望劳动者干得多，挣得少，享受得迟，一言以蔽之，劳动者要像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而另一方面，商业行业又要鼓励娱乐、休闲以及放松，即要人们白天尽心尽职，晚上纵情享乐”
。
这只是一些不协调，而不是与生产方式伴随而来的导致资本主义出现各种危机的矛盾。
贝尔以功利主义等级经济秩序与享乐主义要求之间的差异为理由，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每个人在每一天所经历的这种基本矛盾。
但是，无论个性化的举措是多么地灵活、丰富，至少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不可能得到明显缓解。
“冷待”
的要求遇到客观上的限制，因为劳动历来都是必须的，与对享乐的要求相比，对劳动的要求依然是僵化、不近人情和武断的。
自由空间以及个性化越多，劳动就越显得枯燥乏味，精神也就越空虚。
可以说，让人唯一感到充实的地方便是“自由的我”
的私生活。
出乎持乐观主义的“第三次浪潮”
信奉者们的意外，灵活的作息制度、家庭办公以及业余工作，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时代的主流特征，即一项单调、乏味但必须的工作与一种尽情释放自我、尽情享受自由和娱乐的愿望二者之间针锋相对的特征不会改变，而各对立面共存、非稳定化以及离析分化成为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
然而，要想明确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结构却并不容易，从本质上而言，这样一个理论将会遮掩文化真正的架构，也会蒙蔽资本主义的激励作用以及享乐主义“生产样”
的作用，它还会过度简化、概括化文化矛盾的本质。
在“经济基础”
里，文化要服从于强势的管理规范，这点明显表现为文化产品也被工业化了，文化也要遵从一定的效率以及盈利规则，同样也需要通过广告宣传造势以便推广销售。
与此同时，经济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商品促销、享乐主义、时尚、大众、交际、动因研究以及工业美学。
由此看来，生产将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加以整合并为己所用了，而在“辉煌三十年”
及其后，对消费品的需求又使资本主义得以摆脱了生产过剩及其周期性的危机。
很明显，享乐主义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维持运转以及实现扩张的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将享乐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所在又怎能站得住脚？没有了旺盛的消费需求，便没有了经济恢复，也没有了可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
消费表现得像是把个体整合进社会的一种灵活的工具，像是一种调和阶级矛盾以及一种打消革命念头的手段。
如此一来，又该如何看待这种二律背反的文化理念呢？享乐主义在此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悖论了，因为它在制造出一些冲突之际，却同时也在平息另外的一些争端。
消费以及享乐主义使尖锐的阶级对立得以化解，但这要以普遍的主观意识危机为代价。
我们社会中的矛盾不仅源自文化与经济的背离，也源自个性化进程本身，源自系统、自恋型的个体化及微型化进程。
因此，社会越是人性化，失落感也就越常见；宽容及忍让越多，对自己也就越发不信任；越是长寿，也就越害怕衰老；工作越少，也就越不愿意去工作；习俗越是放开，空虚感也就越是强烈；交流与对话越是制度化，个体也就越发感到孤单、越发感到难以适从；福利越是完善，抑郁感就越强烈。
消费时代制造出了一种普遍的非社会化，它微妙且难以觉察。
社会混乱已没有了章法，而有针对性的排斥也不再有纪律性可言。
对于贝尔来说，享乐主义原本是一场精神危机，它足以撼动各类自由体制。
享乐主义是以消灭“循规蹈矩的良民”
（civitas）、以构建自我中心论、以冷待公众利益、以对未来的信心及各项制度合理性的丧失等为自己不可动摇的目标。
通过推崇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消费时代瓦解了公民责任感，削弱了人们的斗志以及干劲，它不再提供高尚的价值观以及期待的理由，建立在新教所主张的劳动神圣化基础之上的美国资本主义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合理性，它无法提供一种成系统、整个社会都需要的动因和实证，而没有了这些，一个民族的活力便将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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