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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贤录》选取古代贤士伊尹、颜渊等人的言行，作为学者心性修养的楷模。
至于《伊洛发挥》一书，集中概括程朱理学的基本理论宗旨，是四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赵复最重要的理学著作。
它的刻印传布，使更多的北方士人接触和了解朱学。
很明显，这四部书不是对南宋理学的泛泛介绍，而是自成体系，将理学中的程朱之学简明而又全面地传授给北方学者，使其得以窥朱学之门径。
由于赵复的传学，一批重要的朱学著作在北方刻印流传。
1241年，姚枢因与当政不合，辞官隐居辉州苏门，“以道学自鸣”
。
“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惟中）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
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
。
[23]上述著述中，《四书》与《易》《书》《春秋》诸经，都选取朱熹或程朱学派学者的传注，《小学》《家礼》也是朱熹亲自编定，《近思录》一书，则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选辑的北宋理学家语录。
这些书籍的“散之四方”
，进一步推动了朱学在北方广大地区的传播。
元初北方两大理学家许衡、刘因，都是通过阅读这些典籍而转向理学的。
“壬寅（1242），雪斋（姚枢）隐苏门，传伊洛之学于南士赵仁甫。
先生（许衡）即诣苏门访求之，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
。
回魏后，遂“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
，转而从事于理学。
[24]刘因亦“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
，后“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
，始探究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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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北传理学，影响了相当一批北方士人，其中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郝经等人，后来成为忽必烈的辅佐，对其祖述变通，提倡汉法，确立一代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虞集《吴澄行状》即云：“南北未一，许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废，许公实启之。”
[26]同时，许衡以国子祭酒尊理学于国学，刘因隐居教授传理学于民间，使程朱理学在北方日渐深入人心。
尤其是许衡，以国子祭酒提倡朱子《四书集注》，更影响到天下后世。
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云：“昔在世祖皇帝时，先正许文正公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
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
其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所以继绝学开来世，文不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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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朝肇行科举，以《四书》《五经》的朱学传注，作为开科取士的主要标准。
程朱理学经过宋元近三百年发展，终于由民间学术上升为官学。
这一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取决于理学本身的发展和当时社会的需要，但赵复的活动，无疑对理学由南向北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
诚如黄百家《宋元学案·鲁斋学案》按语所云：“自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
虽有宋儒迭出，声教不通。
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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