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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尚不足以说明郝经对理学已经有了深入透彻的理解,但至少标志在理学北传的影响下,北方士风已经开始转向:从怀疑批判理学,转而趋向尊崇理学。
这一风气的转变,甚至影响到部分思想保守的老一辈学者和汉族世侯。
曾批评侈谈性与天道是“败德孰甚”
的郝思温,“晚年尤邃性理学,手书《西铭》畀经曰:‘是入德之几,造道之阶也’”
。
[43]顺天道左副元帅贾辅,“晚年惟读《语》《孟》,曰:‘是圣贤传心之要典,而世谓之小经,吾欲使与《六经》并为大,可乎?’”
[44]亦可见理学北传的巨大影响。
在此之后,郝经陆续撰写了《朱文公诗传序》《宋两先生祠堂记》《太极书院记》《周子祠堂碑》等文章,记述理学典籍的刊刻、理学书院祠堂的建立。
辛丑、庚戌间(1241~1250),姚枢因与当政不合,辞官隐居辉州苏门,潜心道学。
在赵复传学的影响下,姚枢与杨惟中、田尚书分别在燕京刊印了一系列程朱学派的理学著述。
如姚枢椠版朱熹《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杨惟中雕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田尚书刊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诗集传》、蔡沉《书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等经学注释,加之北宋理学家语录《近思录》、吕祖谦《东莱经史说》等书,以进一步推动理学典籍在北方的流传。
[45]《朱文公诗传序》,就是郝经为田尚书刊行朱熹《诗集传》撰写的序文。
文章指出,《诗经》的注疏,虽有郑玄《毛诗笺》和孔颖达《正义》等汉唐注疏,堪称勤备,却义理未明。
直至南宋朱熹《诗集传》,“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
,“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粪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
,使“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
。
其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
大行台尚书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传永久”
,郝经喜于《诗集传》在北方的流布,学者得闻朱熹学说之幸,遂作序以行之。
[46]
《宋两先生祠堂记》是郝经为泽州州学设立二程祠堂所作的碑记。
泽州是郝经故里,北宋时期,明道先生程颢任泽州晋城县令,兴立学校,亲临指教,开启了当地的理学风尚。
而郝经先世,亦曾及明道先生之门,以为家学,弗敢失坠。
绍兴之后,程学南传,在南宋得到高度发展,“北方学者,惟是河东知有先生焉”
。
然而,二程“之祠遍于江淮,独不愸食于立政设教之土”
,“觉其学而不知其报享焉,岂事师之道哉”
?因此,郝经特地致书泽州长官段直,于正在大规模兴复的州学中,为明道先生创立祠堂,而以伊川先生程颐配食,“岁时释菜,尊为先师”
,又作《宋两先生祠堂记》,“序其学,推本其道,使学者知所宗焉”
,以期“异时先生之道”
,能够“复自南而北”
。
[47]
《太极书院记》《周子祠堂碑》作于1259年,是郝经应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惟中之请,为其创立于燕京的太极书院和附设周敦颐祠堂所写的碑记。
《太极书院记》肯定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开创的道学,经杨时至朱熹,在南宋发展到极致,足以承继孔孟之后中绝的儒家道统。
而道学在北方“弗得其传”
,直至金亡,南宋学者书籍大量流入中原,北方学者才开始接触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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