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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为《春秋》作传，则在史事叙述中穿插“君子曰”
或当世诸人议论以裁断历史。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开创纪传体通史，于《史记》帝纪、表、书、世家、列传作“序”
及“论”
，统称“太史公曰”
，并在终篇《太史公自序》中，以四言韵文依次总结各卷的写作宗旨，作为全书130卷的“叙传”
。
班固《汉书》断代为史，但史文体裁亦承《史记》，于正文外别有序、论，只是“论”
改称“赞”
，若承袭父言，则称“司徒掾班彪曰”
；同时，也在终篇《叙传》，用韵文说明诸篇作意，总结全书，后世谓之“史述赞”
。
范晔《后汉书》遵循班固之法，也有序、赞诸体，不过更“赞”
曰“论”
，论中亦有“援引其先世及诸人之言”
。
由于范晔因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后汉书》未能完稿，原计划的十志尚未写出，也来不及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为《后汉书》作一篇自序。
然而，各卷之后的“赞”
，以四言韵文体现范晔史文之“杰思”
，[5]起到叙传的作用。
陈寿《三国志》只有纪、传二体，序文很少，仅《魏书》《后妃传》及《乌丸鲜卑东夷传》诸篇有序，又改“论”
曰“评”
，且不作赞文。
史书中的上述序、论、赞、评，是史家借以概括历史演变、表达史学见解的多种文体，是纪传体正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郝经改作《续后汉书》，亦承袭前史传统，在史文记载外设置序、议、赞等文体。
序置于各卷之前，除本纪和人物列传外，年表、人物类传、四夷列传、八录各卷皆有序文，部分卷还有总序、分序，用以概述历史发展，阐明立卷宗旨。
议“参用后汉、三国、晋、宋以来诸儒论议”
，所以改《三国志》的“评”
为“议”
，“其援引诸人，书名而不书官，插入本议，而断以己意”
。
议不限于卷，年表、本纪、八录大致是一卷一议，置于正文之后、赞语之前；人物列传和类传，或一人一议，或数人一议，有的附于全卷之后，有的“错置正史间”
，以“便观览”
；[6]四夷列传，则六个子卷各有议，表达郝经对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等的评价。
赞一般是每卷一首，部分子卷亦有赞语，置于卷末，以四言韵语总括全卷内容。
全书篇目繁多的序、议、赞，与史文记载相互配合，形成《续后汉书》有别于其他三国史的思想风貌。
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集中体现着郝经的史学思想与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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