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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关书名仍用陈寿旧称的《义例》，就附录于郝经《自序》的《新注》之下；[13]而改编陈寿《蜀书·先主传》为《昭烈皇帝纪》的一则《义例》，则收载于《昭烈皇帝纪》卷首的《新注》之中。
[14]郝经《续后汉书》还有严格的书法规则，因此发凡举例以说明该书书法，也是《新注》的重要内容。
如《昭烈皇帝纪》在记载“何进诛宦官，不克，死之”
文下，即有《新注》云：“凡死国死官得其死者，曰死之。”
而在初平“三年夏四月，董卓伏诛”
条下，又有《新注》云：“凡有罪当诛者，曰伏诛。”
至“李傕、郭汜等反，陷长安，杀司徒王允”
，则《新注》又云：“凡杀不以罪，及两下相杀，皆曰杀。”
[15]这些都是对郝经《续后汉书》书法的举例说明。
其二，尽量保存陈志与裴注的原有史料。
郝经在改编《三国志》时，充分利用了史料丰富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凡是陈志疏略可据裴注补充之处，都取裴注录入史书正文，其余的部分则由苟宗道《新注》掇拾，各具于本文之下，以尽可能保存史料，并说明去取之由。
如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在记载刘备归附荆州刘表时，只云因荆州豪杰多归附刘备，刘表疑心，阴御之。
裴松之注据《世语》，补入刘表宴请刘备，蒯越、蔡瑁欲乘机取备，备发觉出逃，策的卢马跃檀溪之事，且引“孙盛曰：此不然之言。
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
[16]郝经《续后汉书》，将马跃檀溪之事直接录入史书正文，而将孙盛评语存入苟宗道《新注》，并在其后加按语云：“按陈志，‘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则越、瑁之谮或有之，檀溪之急，似不为妄，今取之是已。”
[17]
其三，凡陈寿的评语、裴松之的议论，有合于义理者，《新注》亦予以收录。
《续后汉书》各卷都有郝经亲撰的议、赞，说明自己对历史人物、事件等的看法或评价。
但对陈寿在《三国志》每卷之后的评语及裴松之注中所发的议论，郝书也没有完全删除，只要合于义理者，都收录在《新注》中予以保存。
如《昭烈皇帝纪》，在卷末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宫，年六十三”
条下，《新注》就节录陈寿评语曰：“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焉。
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而删去其中“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数句。
其后苟宗道又特注云：“凡陈志评与本议不同而有义理者，则载本传下，蔑劣不成章者，则皆略去云。”
[18]又如《孙权传》，载嘉禾二年（233）三月孙权不听顾雍等人劝谏，派太常张弥将万人出使公孙渊之事，《新注》即引裴松之议云：“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
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19]事实上，不仅陈寿、裴松之的评议，《新注》还大量收录了鱼豢、《傅子》、孙盛、袁宏、习凿齿等人的议论，以尽可能保存前人的史论。
对于前人史论的不合理处，苟宗道《新注》亦据郝经之论予以辨正。
如《张昭传》记载张昭晚年劝谏孙权，权不用其言，昭遂杜门不出，不与朝会。
《新注》先引习凿齿曰：“张昭于是乎不臣矣。
夫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
昭为人臣，不度权德，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
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
其后苟宗道批判云：“昭志存汉室，权之僭号皆所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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