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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国学生员，主要是七品以上“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
。
[6]前期国子学，蒙古、色目生员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制度规定：“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
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
[7]即国学生员由蒙古、色目、汉人三部分组成，而且最初是以蒙古、色目人占绝大多数。
刘敏中的策问，即针对这些汉文化水平有限的国学生员而拟。
不过，即便是简单的时务策，也仍然包含着历史的内容，生员需从二帝、三王直至汉、唐的演变中，寻求时政的借鉴。
前期策问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吴澄的国子学《私试策问》。
私试，是为选拔优秀生员参加岁贡公试的国子学内部考试，每月初二举行，分孟、仲、季月分别考察经义或策问、表章、诏诰等。
至大二年（1309），江西抚州大儒吴澄入朝就任国子监丞，四年升司业。
其为国子学私试拟定的策试题，内容涉及公族、宰相、台谏、著作与中书制度、馆阁、史馆、监司、将帅、守令、学校、铨选、任子等十二个方面，无一不是朝廷的大纲时政。
吴澄的策问有着与刘敏中相似的特色：其一，策题简短，少者不足百字，多者亦不过二百言，而且问题非常明确，便于诸生对题意的理解。
其二，虽然考问时务，却无一不由历史故事入手，再进而问及时政。
如关于学校的策问曰：
古者学、校、庠、序之名，同乎？司乐、学政、国子之制，异乎？六德六舞、干戈羽钥之制，何以殊？礼乐诗书、乡司徒之教，何以别？置子弟员五十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圜桥亿万计，黉舍千八百室，与每岁课三科，岁复增二科，何以精？国子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鸣之歌，燕堂之琴，举成送尚书，何以精？博士弟子领于太常，得乎？国子监隶太常寺，当乎？举司隶之幡，与救朱穆、皇甫规者，孰优？拒朱泚之乱，与褒陈仲举、留阳城者，孰胜？教牢修之书，何以乎？嗾张显之诬，何因乎？愿闻所以得学校之道。
[8]
此则策问的主旨是议论学校设置，却要求生员借由古代庠序，汉代博士弟子员，直至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立的历代学校制度及其典故、人物，来探讨当代的学校之道。
显然，吴澄的《私试策问》虽然考问时务，没有较好的史学修养，是很难应答的。
由上可知，延祐科举之前，即使面对大量汉文化与经史水平有限的蒙古、色目生员，国学策问也很少考单纯的时务策，而往往是自历史导源来探究时政。
这自然是由于，很多时政问题都有着历史渊源，不可能完全离开历史来讨论时务。
更重要的是，政治必须导源经史，是汉代以来儒学的基本特征，也是拟定策题的传统思维。
应该说明，历史是经学之外元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地方学校与书院，《通鉴》是小学生员就要学习的课程。
至元定制的国子学课程虽然没有开列史书，但日常考课中既有“史评”
，历史自然也是必修课程。
甚至元朝的蒙古国子学与地方蒙古字学，也是“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
。
[9]可见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历史教材。
这是学校策问可以上溯历史的基本保证。
但也必须指出，时务策兼及历史，对于蒙古、色目生员而言，显然有些勉为其难。
元代科举，策问分为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两途，既以恢复科举满足汉族士人的需要，也以相对简单的时务策保证蒙古、色目人的进士途径，或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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