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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而两位荐举者，同时正兼任知经筵事。
因此，吴氏关于经筵的思考，是冀希顺帝能以汉宣帝、宋哲宗为典型，崇儒重道。
然而，元代毕竟是异族天子，欲其向化华风，谈何容易。
元初许衡虽登于庙堂，实则世祖于儒学并不热衷。
汉族儒士期望借经筵来“致君尧舜上”
，只能是一种幻想。
事实上，较之历代汉族王朝，元代经筵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而师道堪任翰林国史的推荐，结果也只能是“未报”
，顺帝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在对汉人的策问中，吴师道则多由经史推致时政。
如：
三皇之名，经始见于《周官》，未尝称其人以实之也。
孔安国序《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或谓本《易·大传》。
然《大传》曰：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亦无明文也。
司马迁《史记》以轩辕下属之五帝，而小司马《补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号，大与此异，而说出于谶纬杂记，其果可取以为据乎？外史掌三皇之书，不言三坟也。
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不云三皇也。
孔氏以三坟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谓有征矣？《书序》之文，先儒颇疑之，遂以是为一定不可易之论，可乎？且三坟言大道，夫子岂得去之而断自唐、虞乎？世有《三坟书》，出宋元丰中，果古书乎？伏羲画卦，著于《易》矣，神农、黄帝之说，杂见于阴阳、道家、农家、方药诸书，其果可尽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独三皇也。
祭三皇著令于唐。
夫其开天建极，功被万世，固当在所尊。
我朝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
顾乃属之医家者流，而限为专门曲艺之祖，议礼之意，其可得而闻欤？繄欲究名号之是非，核书文之真伪，订祀典之当否，谈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
其明辨而详陈之，以验所学，且以观卓识焉。
[26]
策问首先就古代经史记载中多有歧义的三皇设问，考察生员的经史修养与对典籍矛盾记载的辨析能力；进而探究三皇与《三坟》的关系，以及宋代始出的《三坟书》之真伪；最后指明，尽管历代典籍对三皇记载有异，但都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祖，而受到历代帝王的崇祀。
宋代兴起的理学，更奉之为上古圣帝明王的发端，儒家道统的开启者。
元朝在京都及地方郡县大建三皇庙，春秋祭祀，如儒学孔庙释奠礼，却仅仅尊奉为医学始祖，这当然是以道统承载者自任的儒家学者所无法认同的。
策问对元朝三皇庙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其深意也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时务策兼及经史，或是由经史策推问时政，都是出自元代学者时务源于经史、与经史密不可分的思想。
尽管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两分的策试制度，终元之世未能改变，然而洪武十七年（1384）与顺治二年（1645）分别颁布的明、清科举程式，都明确规定乡试、会试第三场策试，“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并一直沿用至清末，最终回归到经史策与时务策的合一。
[27]而元代时务策与经史策的分离，有违策试由分科多种向综合型演变的基本趋势，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曲折。
[28]
[1]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3页。
[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11～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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