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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尚书·皋陶谟》的“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与《立政》的“三宅”
“三俊”
发端，问及元朝的人才储养。
又如：
古之帝王，资学为先。
故石渠制决，金华劝讲，崇儒问道，有自来矣。
讲读设官，昉于唐世。
方今建明，著为令典，积诚启沃，必得其人。
将在廷儒学之士，自充选欤？抑若河南布衣者，亦当进列欤？专任兼领，孰为当欤？员不必备，惟其人欤？[21]
“君德成就责经筵”
，天子的儒学习养，是历代士大夫都极为重视的大问题。
尤其是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而言，更关系到能否承继中原正朔、弘扬道统、崇儒重道的根本。
因此，吴师道以帝王经筵作为《国学策问》首章，是有其深意的。
皇帝日讲官员的选任，是仅从在朝任职的儒臣中简任，还是也应进用如宋儒程颐这样的“河南布衣”
？讲官应该专任，还是也可兼任他职？策问直入主题，要求诸生就经筵讲官的身份职任进行讨论，是一道很明确的时务策。
师道虽考问诸生，自己实已有定见。
西汉甘露中，开石渠阁会议以定《五经》同异，宣帝临决称制。
北宋元祐初，程颐自“河南布衣”
擢升崇政殿说书，为年幼的哲宗进讲经义，且以为讲官不当兼任他职，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
这些典故，早已是儒学史上为人称道的佳话。
诸生对策，也只有透过上述历史故实，方能很好阐发帝王经筵的重要意义。
还应指出，吴师道此问并非泛泛而发，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至元元年（1335），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第三年，听从执政的丞相伯颜等蒙古重臣的建言，“诏罢科举”
。
其时顺帝年仅十六。
至元六年（1340），才又接受翰林学士承旨巎巎建议，“复科举取士制”
。
[22]命下之日，师道虽曾“与士大夫举手相庆”
，[23]又岂能无日后翻覆之虞？在汉族儒士看来，科举之兴废，关乎道统之存亡；而道统之转移，又系乎帝王之态度。
故而开设经筵，施教于异族皇帝，冀其忻慕儒学，实乃刻不容缓。
有元正式开设经筵是在泰定元年，时间又晚于科举。
至正元年（1341）顺帝立宣文阁，才有较为完善的经筵制度。
元朝的经筵讲官一般不是专任，多由中书省、翰林院官员兼任，又以翰林为主，故有“经筵亦归翰林”
之言。
[24]吴师道任国子博士期间，曾经翰林学士承旨巎巎、翰林学士朵尔质班推荐，以其“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礼乐刑政，操行清白，志节刚方”
，堪任翰林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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