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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题从《论语》中设问，进而联系到当代士风，虽是对蒙古、色目生员的时务策，却巧妙地将经史与时务融为一体，尤可见作者的别具匠心。
继黄溍之后就任国子博士的金华学者吴师道，在其《国学策问》中，更进一步倡言经史是时务之本：
经载圣人之道，史记历代之事。
经史者，时务之所从出，而经又史之所从出也。
以道制事，则经不可以不明；以古准今，则史不可以不讲。
舍经史而谈当世之务，可乎？今策试之法，或止以时务而不及经史。
不及经史者，岂专以时务为急乎？抑虽不明言经史，而经史自有所不能外欤？史犹可置也，经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可置欤？有司必不以浅待诸生，而诸生之所自待者，亦必不尔，愿闻以祛所惑。
[17]
吴氏认为，经史是圣人之道、历代之事的载体，是时务的本原。
舍经史则时务无从谈起，而经又尤其是史与万事之本。
这一思想，其实是陈栎延祐对策的概括。
然而，元朝科举与国学的策试法，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而不及经史，是失其根本的。
策问明确表达了吴氏对时务策、经史策截然区划的不同意见，也因此期待蒙古、色目生员亦以经史自励，而不满足于只谈时务不通经史的浅薄。
当然，上述解释，还只是策问文字的表面意涵，更深层次的寓义乃在于元朝的政治，即朝廷的一切大政方针，都应该导源于经史，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才能改变因循茍且、世事日坏的状况，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唐虞三代之治。
可惜，这在“蒙古至上主义”
的元朝，[18]只能是汉族儒士的一厢情愿。
当然，时务源于经史，不仅仅是吴师道等学者的个人识见，也反映出客观现实的变化。
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在停罢科举两届之后，下诏重新恢复，程式已有所改变。
在乡试、会试第一场的经学考试中，蒙古、色目人原只考《四书》经问五条，现减去二条，而加考《五经》义一道；汉人、南人原考《四书》明经、经疑二问，五经义一道，现减去《四书》疑一问，而改考《五经》疑。
此外，汉人、南人第二场辞赋考试的内容，也由原本的“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
，增加为古赋必考，另于诏诰、章表内再选考一道。
[19]科举程式的调整，加重了《五经》在考试中的份额，并首次对蒙古、色目人提出修习《五经》的要求，反映出蒙古、色目人经学修养的逐渐提高，以及整个科举考试难度的增加。
这样的调整，也势必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的课程设置和考试规则。
同时也应看到，科举的经学考试，虽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同样增加了《五经》的比重，但在科举和国学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策试，却依然是时务策、经史策两歧分立，就更显其落后于形势。
吴师道时务源于经史的主张，正是要为推进策试制度的改革而张目。
由此出发，吴师道的国学策问，也往往是时务、经史交相设问。
一方面，在对蒙古、色目生员的策问中，以时务兼出经史。
如：
《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谓不可阙人废事也。
《立政》有“三宅”
“三俊”
之目，则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为宅之本也。
今天下之广，职官之众，取人之路不为狭矣。
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诸道风纪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虚焉，岂果无其人耶？抑艰其选而不轻畀耶？夫才不储则乏，不养则衰，失之于平时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
国家之于储养，未尝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储，若何而养，必有其道矣。
试一言之，可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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