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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旨准拟疏治，遂于是年冬季开工修浚。
[15]策问作者黄溍（1277～1357），字晋卿，江浙行省婺州路义乌县（浙江义乌）人。
延祐二年（1315）进士，曾任台州宁海县丞、石堰西盐场监运、绍兴路诸暨州判官等江浙地方官十多年。
至顺、后至元间，黄溍入朝为应奉翰林文字、国子博士，至正元年（1341）又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故能熟知江浙政事，并在策问中征询行省要务。
不同的乡试考区，所需应对的地方政务与社会问题亦有差异，这是乡试策问富于地方色彩的原因所在。
上述四篇策问及对策，或探求治理之道，或征询地方急务，或商榷政事积弊，充分体现了乡试策问的地方特色。
二、关照应试群体
乡试策问除关注地方政务外，还明显顾及各考区主要应试群体的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
元代乡试有着严格的地域规定，与试者必须是“从本贯官司于路府郡县学及诸色户内推选，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
，“冒贯者治罪”
。
[16]规定对汉人、南人的限制更为突出，汉人只能在大都、上都、真定、东平、河东、山东、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十四处参加乡试，南人更被局限在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四考区。
而蒙古、色目人在十七个考区都设有名额，可以在其附籍的任一省、路参加乡试。
乡试的贡士员额，原则上每届300名，四等人各75名，名额相等。
但是，不同考区内的员额比例却存在极大差异，大致可分四类：其一，大都、上都、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征东考区，蒙古、色目的贡士员额明显优于汉人，如大都、上都、甘肃，二者的比例是5∶2，岭北甚至达到5∶1；其二，真定、东平、河东、山东、陕西、四川考区，蒙古、色目与汉人的贡士名额大体持平；其三，江浙、江西、湖广考区，南人贡士员额优于蒙古、色目，比例约2∶1；其四，河南情况则较为特殊，是四等人都有贡士员额的惟一考区，其中蒙古、色目和汉人名额大致相当，而南人稍低。
[17]可见员额的分配比例，基本取决于各考区应试的主要士人群体。
如大都、岭北等第一类地区，大体是都城和西部、北部边疆行省，蒙古、色目考生相对集中；真定、东平等第二类地区，多是原金统辖区，以汉人为应试主体；江浙等第三类地区，属南士群体为主的原南宋地区；而河南，则原金、宋统辖区兼而有之，考生亦以汉人和南人为主。
由于各考区应试的主要士人群体有所不同，其身份资质和面临的问题也自然有别，从而导致乡试策问呈现差异，尤以大都路与江浙行省最为鲜明。
大都作为元朝京城，是蒙古、色目人聚居的中心，也是蒙古、色目科举考生最为集中的区域。
因而大都路乡试蒙古、色目员额最多，冠于全国。
在每届35名贡士中，蒙古15名，色目10名，所占比例高达57。
与此相似的还有上都路，每届14名贡士中，蒙古6名，色目4名，也占到57。
鉴于考选对象以蒙古、色目人为主，所以大都、上都乡试，往往关注蒙古、色目的特有问题。
如天历二年（1329）大都乡试策问：
诵《唐风》者，慕尧之遗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载籍可稽也。
国家龙兴朔方，浑厚之风，雄武之气，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
当是时，国人忠君亲上之诚，一出天性。
既而高昌亲附，乾竺、大夏诸国景从，域葱岭，民流沙，碣石以北，祁连以西，皆隶职方。
收其豪杰而用之，亦既尊尚国人之习，而服被其风矣。
承平既久，散处宇内，名爵之所砥砺，才谞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纪极。
虽风气大开，文治加盛，势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还淳，岂无其道欤？亲笔札者兼弓矢之艺，饫膏粱者知稼穑之难，其教当何先欤？别氏族以明本原，同风俗以表归会，其政有当讲者欤？才谞既培养矣，名爵既锡予矣，其所以图报称者以何事欤？愿悉以对。
[18]
策问含蓄地指出，蒙古初起朔方，国人风气浑厚，出于天性。
其后征服西域诸国及东北，色目豪杰亦能尊尚蒙古风习。
迨灭金平宋，天下一统，蒙古、色目人散居宇内，朝廷锡予名爵，培养才谞，待遇优渥，反有浮华之风，浇漓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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