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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策试考问蒙古、色目人别氏族、同风俗、黜浮华、崇教化的措施，以及如何报效国家等问题。
策问作者欧阳玄（1283～1357），字原功，号圭斋，湖广行省湖南道浏阳州（湖南浏阳）人。
延祐二年（1315）进士，先后任平江州同知、芜湖州尹、武冈县尹等地方官。
泰定中，入朝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曾摄行院事，“日直内廷，参决机务”
，[19]对大都蒙古、色目贵族重臣贪**奢华风尚，有较多地了解。
欧阳玄赞成元代大一统。
杨维桢《正统辨》力辟元承辽、金之统，极论元当承宋统。
此论一出，玄即允为“百年公论”
。
[20]然元代蒙古、色目人渐失淳朴旧俗，放纵无度，无疑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灾难。
欧阳玄能在蒙古、色目考生会集的大都路乡试中，针对二者的危害，提出挽救之策，亦非偶然。
如果说大都为蒙古贵族集中之区，江浙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则是汉族文人荟萃之地。
与蒙古、色目考生相较，汉人、南人要面对的问题显然不同。
延祐元年（1314）江浙乡试的南人策问，是一道《经史时务策问》。
其命题背景，是上年仁宗颁行的元朝科举程式规定，科举中的策试，蒙古、色目只考时务，汉人、南人则不仅考问时务，还应远溯时政的经史背景来命题，意在增加汉人、南人的考试难度，既保证科举对蒙古、色目人的优待，也便于在考生云集的汉人和南人中鉴拔人才。
策问开宗明义，指出“经史所载，皆时务也”
。
后世政治衰颓，正是由于统治者只“知为务以救时，而不知稽经以为务”
。
仁宗皇帝首开“科举取士”
，并非“徒务以经术变前代设科之陋”
，而是“务得真儒而用，使风移俗易”
，以臻于至治。
策问列举官冗、吏污、民嚣、俗敝等当朝面临的四大弊端，要求考生借鉴经史，寻求拯救时弊的措施。
策问又特举唐代为例：“魏征论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魏征书生，岂识时务！
’彼不知教化乃时务也。
魏征言焉，太宗纳焉，是以有贞观之治。”
指出阐明经史的教化功能，才是真正的时务之所在。
[21]这道专对南人的策问，意在向应考的南士强调时务与经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证明经史时务策的合理性。
徽州休宁朱学学者陈栎的对策，根据策问思路，详细论述经因载道而为本，时务只是道之运用，很好辨析了两者的关系。
[22]陈氏亦通过此次乡试中选举人。
这里要说明的是，讨论经史与时务关系的策问出现于江浙行省，实非偶然。
江浙是原南宋都城所在地，人文荟萃，也是科举与试者最为密集的行省。
延祐元年首科乡试，江浙应试者“一千二百有奇”
。
[23]至正元年顺帝复行科举以后，每科“应诏而起者不下三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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