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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剖析孟子辟异端诸说,观察考生对异端学说的精察明辨。
其三,科举考试,“言之者则皆谈仁与义矣,听之者亦取其说之合经矣,用之者自夫州县以达朝廷矣”
,如何做到听言观行,循名责实。
[16]上述三问,论及士人学养和异端辟除,其核心却在科举取士的标准与利弊。
这是延祐科举以来亟待探讨的问题,为世人所关注。
是年陕西乡试的另一道策问,对此作了更为明确地引申:
国家设进士之科,于今七举矣。
廷对入官者,不啻五百人而多,其政事文学卓然见称于时者,仅不及半。
将遴选之不精而侥幸欤?抑既得之后自满,弃其旧学犹弊屣欤?或为利欲所牵,而不能守其素欤?莫可得而究也。
今欲使人人奋励,精白其心,益黾勉其学。
居馆阁者,其文章足以黼黻皇猷;登台省者,其政事足以贞固干事,化民善俗;居守令者,其廉足以律身,而抚字无愧于古之良吏:将何道以致之?夫前代以词赋设科,得人犹有可称者。
矧今日以其浮华纤巧废之,而专尚经学,宜有敦厚朴实任重致远之材。
今乃如是,况敢望制礼作乐,以兴太平之治欤?学者当无负圣朝作养举用之意,详悉以对,庶得观其志焉。
[17]
自延祐肇开科举,到至顺三年乡试已是第七届,以进士入仕者439人,能以文章、政事著称的却不足半数,其原因究竟何在?是遴选不精?还是士人抛弃旧学,或为利欲所诱?策问要求诸生就此进行讨论,以期科举之士能不孚众望,在各自职任上都做出卓越成绩,甚至辅佐朝廷制礼作乐,以兴起太平之治。
策试的问题并不复杂,却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有元科举在世祖时即已正式提出,并经集议,订立程式,成宗、武宗朝,又有大臣、学者多次建言。
但是,由于朝廷中守旧的蒙古、色目权贵及少数出身吏员的汉人官僚的反对,迁延近五十年未能实施。
仁宗即位,虽科举得以正式下诏颁行,反对的声音却并未止息,“上而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才数人耳”
。
延祐之后,凡帝位更迭,辄有动摇科举的议论出现。
“盖设科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之者。
庚申之春(英宗即位),则剥复之机系焉。
癸亥冬(泰定登基),惴惴几坠”
。
[18]科举兴废始终是朝廷激烈论争的重大问题。
攻击者或言儒士迂阔,可任用者寥寥;或曰“科举取士,实妨选法”
;或指责科举之士冒认籍贯,虚报年龄,“有假蒙古、色目名者”
,“举子多以赃败”
,[19]甚至“有人取凡败于货瘝阙官者列于朝”
,[20]“群然鼓簧,谓士不足用,科举无补于国计,不罢不止”
。
[21]实际上,元朝吏道杂而多端,选官的主要途径,“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
,[22]而科举这一传统的入仕渠道则壅滞狭仄。
朝廷规定科举三年一届,每届取进士100名,相对唐、宋、金各朝名额都要少得多。
而且至顺之前的六届,取士皆不满额,累计不过439名,平均每年不足25人,远远不能与通过怯薛(宿卫)和吏员入仕的官员相比。
何况有幸中进士者,亦只授翰林国史院编修、检阅、集贤院修撰、秘书监校书郎、典簿等文学侍从,或路府录事、州同知、判官、县丞等地方小官,根本不能握持权柄,影响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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