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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揭傒斯所言：“新荑稚蘖不足以胜夫深根固蒂，牛羊日夜又从而牧之，信道笃者类指为迂阔，稍出芒角为国家分忧者尽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从而弥缝附会，觊旦夕之余景，而不知已为他人所衔辔矣。”
[23]这才是进士出身者难以政事、文学著称的根本原因。
在无能触动基本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只能首先保住科举制度得以延续，而其希望所在，则是通过获得科名者卓有建树，方可改变视听，影响朝局。
故士人的风习德行，不仅涉及个人的荣辱，更关乎科举的兴衰。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背景下，坚守儒学传统，加强自身修养，检束个人德行，成为科举之士必须首先讲究的内容，这就是上述两道策问的主旨所在。
策问作者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陕西行省兴元路南郑县（陕西汉中）人。
早年居乡教授，“以濂洛诸儒之说倡于汉中”
，曾为郡儒学正。
蒲氏为学，“务自博以入约，由体以达用，真知实践，不事矫饰”
，“教人具有师法，大抵以行检为先”
，是讲求操守、重视践履、富于识见的儒家学者。
皇庆二年至延祐七年（1313～1320），蒲道源入朝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进国子博士，“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
。
而其子蒲机，适中延祐五年进士，“士大夫尤以为荣”
。
[24]这又是蒲氏策问关注科举与士风的个人因素。
事实证明，策问所及绝非蒲道源的杞人之忧，不过三年，后至元元年（1335）十一月，守旧的蒙古权臣伯颜、彻里帖木儿等，即以种种理由要求顺帝“诏罢科举”
，[25]而且一停就是两届。
直至至元六年顺帝清除伯颜势力，科举方得以重新举行。
《六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因而，《六经》的源流演变，自然成为科举策问的重要内容。
尤其元朝科举，标榜“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
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
。
因而元朝“专立德行明经科”
，[26]经学为首要考试科目，遂更为士人瞩目。
“执事先生发策秋闱，问以六经之学，俾条陈以对”
，这是至正元年（1341）常州无锡学者王寔的乡试对策，尽管该策问未能传世，但据王寔对策，仍可了解当年江浙乡试南人策问的宗旨。
王寔，字安节，少励志于学，曾参加乡试，以直言未能中选，遂以著述为事，至正间以文名江南。
其对策首先指明：“六经载圣人之道以行于世，犹万古行天之日月也”
，“不明六经，不足以为吾儒之致用。”
而从事科举者“方以经术用世”
，故必须对《六经》之学考核精详。
对策依《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逐条阐述《五经》及其注释的渊源流变。
其《诗》说云：
《诗》之《集传》，考亭子朱子晚年笔力，一洒汉、唐训诂之陋，诚可谓无憾者矣。
而序文之去，断断然以为非孔子所作，其浅近反戾于经，有不合者，朱子则既屡辩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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