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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协音韵以谐其读，分经纬以释其辞，而宏博硕大之学，本诸古而得于心传之妙，不可轻议之者。
若齐之辕固、燕之韩婴、鲁之申公，亦皆有所授受，则或失之繁，或失之偏。
而苌之学，以其列诸国而无不备，国风、雅、颂无有或偏，所以独行于世，而不可以齐、燕、鲁三国之《诗》并言也。
朱子取之，其以是欤！
对策虽也论及齐、鲁、韩三家诗的失传与《毛诗》独行的原因，但其重点，却在说明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羽翼和汉唐注疏的纠正之功。
非但《诗经》如此，其他各经，对策虽也略述其渊源，最终则无不以程朱理学注释为归依。
以为“六经之道，赖圣人修正而后明；六经之传，得考亭训释而大义阐”
。
可见，对策虽以六经之学入手，其主旨乃在论证以程朱理学传注为元朝科举标准的合理性。
至正元年的乡试，是顺帝恢复科举后的首次乡试，科举程式作了部分调整：一方面，经学传注仍以程朱理学为中心，这是不容更改的原则。
即“方今设科取士，俾各专一经。
《易》则主于程氏、朱氏，《诗》《书》则本于朱、蔡二氏，《春秋》则兼用三传、胡氏”
。
只有《礼记》一经，由于没有适合的朱学注释，仍“用古注疏”
，“尚有待于大贤之生，以启后学之愦愦者”
。
[27]另一方面，在经学考试中，削减《四书》的份额而增加《五经》的比重。
非但汉人、南人《五经》试题重于《四书》，而且原本只考《四书》的蒙古、色目人，现在也必须选修《五经》之一，才能参加科举。
这说明，随着科举的发展，“《四书》赋题，世已括尽”
，不得不兼用“五经为疑问”
，[28]以增加经学考试的难度；也反映出蒙古、色目人儒学与应试水平的提高。
而此年江浙乡试策问，强调《六经》源流和程朱传注，显然意在与新调整的科举程式相因应。
有的儒学经典，虽未能列入元朝科举程式，却也因为其实际价值，受到士人关注。
例如《周官》一书，记载先秦官制及政治经济思想。
秦焚灭典籍，《周官》在西汉最为晚出，且其内容与《尚书》《礼记·王制》《孟子》等书多有牴牾，又残佚《冬官》1卷，汉人补以《考工记》，所以在先秦典籍中争议最多。
西汉古文经学家刘歆，以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
，为王莽改制提供理论依据；而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则以为是“六国阴谋之书”
，屏弃不取。
唐代经学统一，贾公彦为郑玄《周礼注》作疏，《周礼》正式列为儒家经典。
王安石新政，又特作《周官新义》颁行天下，以为变法基础和科举准的，更加重了《周官》的歧疑。
元朝科举，礼学只考《礼记》，《周官》不列入经学考试科目。
但是，对该书的讨论并未减少，虞集、柳贯、吴师道、苏天爵等人的科举策问或国学策问，都曾据《周官》命题。
黄溍任江西乡试考官，更以专策探讨《周官》的性质、保存、缺补、记载异同诸问题。
黄氏认为，“国家以经术取士”
，是书虽“不列于科目”
，然而“厥今朝廷内建六曹，盖古六官之遗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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