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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婚、丧、祭四礼，是民间切要的日用礼仪，关系到辨上下、定民志，是治理天下、厘正风俗的莫大之务。
后世礼制废坏，宋代出现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两部礼书，为好礼之家所尊用。
然而，民间礼仪的规范，尚有待于朝廷立法。
于是，师道要求诸生考较两书之异同、修订之合宜，以便朝廷定为程式，颁行天下，教化风俗，补救世弊，其规范民间礼仪的主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倡兴礼学
既要复兴古礼，则礼学自然为吴师道所关注。
《国学策问》二十七提出，自汉代以来，《礼》就是《五经》之一，是儒家崇奉的重要典籍。
历代确定的礼学经典有三部，《周礼》《仪礼》与《礼记》。
周代，《诗》《书》《礼》《乐》是贵族教育的主要科目，而《易》掌于太卜，《春秋》藏于国史，并非施教之具。
直到孔子作《易传》、修《春秋》，后人始并列《六经》。
又因《乐经》失亡，经止存五。
自汉以来，《五经》即有固定的次序：
夫《易》兼天人之奥，为五经之原，是不可不尊；而《春秋》乃圣人之权衡，非学者所可骤语。
故自汉以来，列五经之序，则首《易》，次《书》《诗》《礼》，而终之以《春秋》，其体统次第，有确然不可紊者，非以为有优劣也。
[30]
科举兴起以来，学者各专一经，也须兼通他经。
但是元代经学所趋，是“习《易》《书》《诗》者固不乏”
其人，习《春秋》者“比比皆是”
，而习《礼》者乃绝少。
何况元代科举只考《小戴礼记》一部，已非礼学三经之全。
这一风尚，也确实为元朝科举证实。
据《元统元年进士录》统计，其年汉人、南人进士50名，除3人因《进士录》阙字不详外，考《易》者9人，《书》《诗》各13人，《春秋》11人，而考《礼记》者仅江浙行省延平路将乐县儒户张本1人，[31]礼学之衰微可知。
是以吴氏强调，《礼》是“圣人所急”
的切用之学，首当探究，却“置而不讲”
；而《春秋》是圣人之权衡，非学者可以率意谈说，理应置后者，反倒“靡然而争先”
。
这不仅是时人好尚之偏颇，更是执掌科举权衡者的重大失误。
因而，吴师道特以此设问，警醒国学诸生应重视礼学。
[32]
与元代轻忽礼学的学术风尚相联系，科举中有关礼学经传的规定亦与他经有所不同。
皇庆科举程式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历史上首次将程朱理学悬为官方学术与国家取士的最高准则。
一方面，《四书》成为元代科举中，无论蒙古、色目还是汉人、南人都必须修习的课程，也是乡试与会试中首先考问的科目，使之超居于《五经》之上，成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在经学考试中，无论《四书》《五经》，都要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作为解答标准。
《四书》必须“用朱氏《章句集注》”
回答，而不得使用汉、唐或其他宋人的注疏。
即使传统的《五经》，也要以程朱理学家的注释为主。
《诗》以朱熹《诗集传》为主，《尚书》以朱熹弟子蔡沉《书集传》为主，《周易》以程颐《易大传》、朱熹《周易本义》为主。
以上三经，只是兼用古注疏。
《春秋》并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私淑于二程的胡安国《春秋传》。
惟一的例外是《礼记》，因为朱熹没有对《礼记》的专门注释，所以只能仍用汉唐注疏。
[33]这无疑成为元代程朱学者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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