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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脱出来。
至少，直到用这个概念无法说明的例外的事态不断出现，或更具说服力的别的概念登场之前，我们还处于“性的近代”
之中。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就像事先预备好了脚本似的，碰到了一个正好用得上的例证，周刊杂志AERA（2010年5月3—10日号）对封面人物韩国影星李秉宪（LeeByung-hun）的采访文章。
“我想远离比我还能喝酒的、我说不过的女性。
因为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
“好像能把身边的男人都打败的女人，很恐怖，我不太喜欢（笑）。”
他的这些话，等于在坦白：在女强人面前，他就会**。
他的“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
一语，不过是“占有”
欲望的委婉修辞而已，实质是把比自己劣等的女人围入自己领地之内的**裸的占有欲。
而且，他还亲切地为我加上了这么一句话：“要是和自己的朋友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的正是吉拉尔的“欲望三角形”
。
他的话我们应该做如下解读才正确。
这里设想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孩碰巧正是好友之爱的场合，相反，好友是自己爱恋尊敬、渴望同化的对象，正因为是这样的好友所爱的女性，所以自己也爱上。
这时，是为了女性与好友成为竞争对手呢？还是优先男人之间的友情而放弃呢？不到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
男人常常会恋慕“好友的恋人”
“老师的妻子”
“领主的夫人”
等，这毫不奇怪。
中世纪的骑士爱情，对象是不能到手的已婚贵妇人，而这正是浪漫恋爱的原型。
那个女人之所以有价值，无他，只因为是上司之妻。
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乔治·杜比（DubyetPerrot，1991）揭示出，骑士爱情的一个功能是，通过崇拜同一个女性，使骑士团这个男性共同体的纽带得以维持和强化。
韩国影星李秉宪的话，可以解释为与尚存征兵制的韩国社会很相符的男人气十足的发言。
可是，采访他的《周刊朝日》的貌似年轻的女编辑，对这位影星的发言，半是赞叹半是陶醉。
由此，我不得不再次确认，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塞吉维克从19世纪的英国发现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厌女症，依然还在历史的保鲜期内，尚未失效。
塞吉维克以这三项配套的理论装置为武器，解析了近代英国文学；我也手握厌女症这把钥匙，尝试了对日本社会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分析，详细地探究了厌女症如何影响着日本男人以及女人的欲望和身份认同。
发现这个概念至今十分有效，或许我们反而感到失望。
可同时，如果这个理论露出了破绽裂隙，我们便可从中看到新的变化的可能性。
超越厌女症
在不厌其烦地剖析了厌女症的种种现象之后，最后一章题为“厌女症能够超越吗”
，这种手法实在太一目了然。
厌女症要是简单地就能超越，还用写这本书吗？厌女症与社会性别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了那仅仅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化产物，便意味着我们能从中得到解放。
而且，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见，由于厌女症已经太深地刻进我们的身体、潜入欲望的核心，若是去掉厌女症，很可能像倒掉盆里的婴儿一样，将欲望本身也全盘否定。
关于超越了厌女症的未来世界，就像马克思关于废除了阶级的未来世界所言，我们只能说：
“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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