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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产生价值。
男人通过获取自己渴望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从而使自己也立于同化对象所占据的“欲望主体”
的位置。
在“欲望三角形”
中，欲望的主体仅限于男人，女人只是没有个人意志的欲望客体。
通过对同一客体的欲望，男人们相互承认对方为共有同一种价值观的欲望主体。
男人欲求的女人，比起女人欲求的男人，价值尺度更为一元化、更单纯明了，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因为男人必须要向其他男人夸耀到手之物的价值。
盖尔·鲁宾（GayleRubin）更明确地指出，位于异性恋秩序根基的欲望三角形，不是由复数的男女构成的，而是由（作为欲望主体的）两个男人和（作为欲望客体的）一个女人来构成的（Rubin，1975）。
她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婚姻交换”
理论[1]为基础，不是将婚姻视为一对男女的纽带，而是视为通过女人的交换建立起来的两个男人（两个男人集团）之间的纽带，女人只是男人之间的纽带的媒介物。
所以，异性恋秩序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人之间不带性意味的纽带）和厌女症（对女人的排除）置于核心，同时伴随恐同（对同性恋的驱逐）。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由这三项要素构成的机制，可用图3表示。
这个图不是塞吉维克书中有的，是我的独创。
这个概念图的优点，是同时可以回答“女性之间是否也存在同性社会性纽带”
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可与男性共同体相比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在女人之间是不存在的。
塞吉维克设想了女性之间的纽带，但她同时也指出了性别的不对称。
即对于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是隔断的，但对于女人，其间却是连续的。
塞吉维克的设想，让人想起艾德丽安·里奇（Rich，1986）提出的“女同性恋连续体”
（lesbian）[2]。
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力的不对称，女性之间的纽带，即使存在，也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男性集团与女性集团相比，通过与同性集团的同化所能得到的权力资源多寡之差是压倒性的。
谁愿意主动去与处于劣势的集团同化呢？即使女性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有连续性，那也只是一种甘居劣势的不利的选择。
与之相比，女人不如接受性欲望客体的角色，归属于男性集团，通过这种途径去寻求权力资源的分配，虽然这个途径是间接的，但效率却远远更高。
只要女人还是被置于围绕男人（被男人选上）的潜在竞争关系之中，女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即使存在，也是很脆弱的吧。
这正可以解释，女人的嫉妒，为什么不是对背叛了自己的男人，而是指向同性的女人。
图3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的整体关系概念
“性的近代”
当然，塞吉维克并没有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的三项配套机制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她不会如此欠缺慎重。
她探究的目的，是说明“性的现象形态和被视为性的东西，怎样被历史上的权力关系所影响，同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历史”
（Sedgwick，1985：3），当然，那是因为存在着“可能随时代发生变化的权力的非对称性”
（Sedgwick，1985：9）。
正因为如此，她作为依据列举的事例，均来自19世纪之后的英国文学。
这也意味着，塞吉维克提出的三项配套的概念装置，用于说明福柯所说的“性的近代”
尤其是异性恋秩序，非常有效。
反过来说，只要这个概念装置还有效，那便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从“性的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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