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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学里没有窗口接受她的申诉，她在踌躇中选择了这个途径。
当时的矢野研究室，雇有数名女性秘书，但突然间几位年轻秘书相继辞职。
作为前辈，甲野乙子被矢野指令调查秘书的辞职原因。
她从调查中发现，这些秘书从被录用时开始，就受到矢野的各种性骚扰。
自己遭遇过的经历，又在年轻的秘书们身上重演，这令甲野非常惊愕。
为了不再出现同样的牺牲者，她下决心提出了人权救济的申诉。
京都大学当时有一个“女性教官恳谈会”
，代表人为小野和子。
小野教授为她们的恳谈会没能帮助受害者而深深反省，于是做出支援甲野的行动（小野，1998）。
小野教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实名举控矢野，反倒被矢野以名誉受损为由起诉。
在此期间，矢野先是自愿退职，然后又转为控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退职劝告，要求重新保全职务地位，事态一时陷入泥潭。
在此过程中，京都大学女性教员们发起了“绝不容忍性骚扰”
的各种行动。
与此相反，部分男性教员说：“为了性骚扰这点儿区区小事，失去（像矢野）这么优秀的人才，合适吗？”
甚至有人设法阻止女教员们的举控。
不管什么世界著名的学者，不管什么优秀的顶级官僚，性骚扰就是性骚扰，对于随意侵犯人权的人物，绝不能容忍。
来自女教员的这种声音，虽然遭到男性教员的顽固抵抗，但还是发出来了。
矢野对小野教授的损伤名誉的起诉，在公审中经过事实判定，结果是矢野败诉。
我去东京大学赴任是在1993年。
本来我想在东京大学开展声援京大矢野事件的活动，但转念一想，等一下，应该先看看东大里是否有相当于“京都大学女性教官恳谈会”
那样的校内组织。
我查了，没有。
于是马上成立了“东京大学女性教官恳谈会”
。
后来，把“教官”
一词改成了“研究者”
，理由是因为知道了不在教育岗位的研究者，比如技术职员和研究生及其后备人员存在很多问题。
我想，先要把握真实情况，于是做了一个“东京大学女性教官所经历的性别歧视”
的问卷调查，把问卷收回一看，哇，层出不穷！
东大的性骚扰，理科比文科严重，而且加害者的不自觉不设防的程度令人吃惊。
看到理科的尤其是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操作的女性研究者就这么一直忍耐过来，我感觉非常心痛。
1997年，“反对校园性骚扰全国联盟”
成立，各大学开始设置投诉性骚扰的窗口。
东京大学虽然行动滞后，但从“全国联盟”
制作的《各大学性骚扰投诉窗口的评价表》吸取了经验。
从那些已经开设窗口的地方，人们逐渐看到，怎样的机制有效、怎样的机制存在问题。
这种记载了各校优缺点的评价表，对教育工作者非常奏效。
东京大学在设置窗口和防止委员会之际，就是因为学习了既往的事例，所以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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