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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东大校方以为，性骚扰的投诉窗口，由各部门的领导来负责就行，但这遭到女性教员们的激烈反对。
我在本文前面已经谈到，一个组织的领导，属于成为性骚扰加害者的可能性最大的那一类。
而且，向这种窗口的投诉，很可能因为部门领导出于组织防御而被置之不理。
到底谁会向这种地方去投诉呢？
由此得到的原则就是，解决性骚扰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跨越部门的机构。
于是，东大成立了处理性骚扰问题的全校委员会，让当事部门的有关人员回避。
也就是说，如果某个部门发生了性骚扰问题，那这个部门的人员就不参与处理，这成为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各部门的女教员，很可能被指定担任投诉窗口的负责人。
尤其是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教员，因为窗口是她们要求设置的，所以很可能被指派到这个任务。
有人甚至戏称为“女性主义教官总动员体制”
。
可是，处理性骚扰投诉是一项负担和责任都很沉重的工作，女教员们在日常的教学研究之外，还要承担这份额外的任务，实在不堪其重。
而且，她们虽然持有女性主义立场，但对心理咨询之类也是完全的外行，临阵磨枪地接受速成班培训都来不及。
她们担心自己在调查过程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加害者。
当时，连怎样的行为会成为二次加害，大家还没有充分了解。
随便一句“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可见，大学当局想让女性主义教员担起校内性骚扰问题的防波堤之责，可以说是用人过度苛酷。
由此制定的原则，是处理投诉时一定要安排心理咨询的专家。
为此需要新设岗位，幸运的是，东京大学性骚扰防止委员会成功地获得了所需的预算和岗位。
最后，是性骚扰防止委员会的成员构成问题。
原来的规定是由各部门领导和指定委员来担任，后来补充了加入校外委员的原则。
最终结果是，委员会以一名副校长为首、以各院系的部门领导为主要成员。
从这样的成员构成，人们能够看到东京大学对性骚扰问题的重视程度。
之所以加入校外委员，是为了防止投诉在校内被压制掩盖，以保证处理的公平性。
我曾是指定委员中的一员。
校外委员由法律专家和心理学专家担任。
东大性骚扰防止委员会在成立之初，请来的法律专家是长期担任性骚扰诉讼的经验丰富的律师角田由纪子，心理咨询专家是长期关注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问题的女性主义心理咨询权威河野贵代美。
如此阵容，堪称最强。
东京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的三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摸索中产生的。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处理的机构要设置在该部门之外；
第二，必须由专家来处理；
第三，不只有校内委员，还要加入校外委员。
那之后，全国各地的大学相继设置投诉窗口，大学里有投诉窗口已成为理所当然。
不过，当我被一些大学请去做防止性骚扰教育的讲师时，总会遇到让我失望的事。
有的负责人拍着胸脯说“本校开设窗口以来，一件投诉也没收到过”
，他们以此作为该校不存在性骚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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