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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美国女性不能做的行为，迄今为止对日本女性则是司空见惯。
我还记得，当时有在纽约的日资公司工作的日本女性抱怨说：男同事们对美国女性小心翼翼，回过头来面对日本女性时，很“自然”
地就松懈了。
男人的所谓“自然”
行为，就是傲慢蛮横、不顾女性心理感受的举止。
当地录用的日本女性职员，一直忍受着公司总部派来的男职员的性骚扰，她们诉说：“美国女性举控性骚扰，后果却由我们来承受。”
20世纪80年代，有个名为“思考劳动与性别歧视问题的三多摩之会”
的组织，实施了一次“性骚扰万人问卷调查”
，暴露出性骚扰的真实状况。
1989年，日本第一起性骚扰案件在福冈起诉，同年，“性骚扰”
一词获年度流行语大奖。
一时间，各类男性期刊多有讥讽嘲弄，诸如“说句‘长得漂亮’也是性骚扰吗？职场气氛变得紧张死板”
之类的标题，频频映入眼帘。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性骚扰”
一词，其实是由男性媒体的“嘲弄的政治学”
而传播开来的（江原，1985）。
1997年，关于职场性骚扰，发生了一次范式大转换（paradigmshift），即“改正均等法”
[5]将性骚扰的防止与处理规定为经营管理者的责任。
通过这次法规改订，接受“防止性骚扰教育”
的对象，从容易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变成了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中层以上管理职位的男性，实现了180度的大转换。
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内容，让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学习如何避免受到性骚扰或者遭遇后的应对方式，变成针对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男性管理职位及高层干部，告诉他们，什么是性骚扰，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加害者。
由此，防止性骚扰教育的教材和讲师，需求顿时高涨，市场迅速扩大，甚至被戏称为“性骚扰产业”
。
在我工作的东京大学，教授会全体成员也每年必须接受一次防止性骚扰的教育。
一般而言，高层职位者成为性骚扰加害者的可能性较大，而其中最大的，则是独揽大权无人牵制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之类。
各地方基层行政长官也不例外。
这些都是“高风险人群”
，他们需要接受防止性骚扰的教育。
不过，福田事件表明，这种教育似乎尚未普及到中央省厅的级别。
1997年的法规改订，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风险管理方式。
迄今为止，企业的组织防御方式，是保护性骚扰加害者，排除受害者；但如今，已变成尽快排除加害者。
财务省对福田前次官的所谓“处分”
，也是遵循了这个原则。
尽管财务省所作的调查根本不够，但为了尽快收场，便匆忙地接受了福田的辞职申请。
性骚扰是工伤
防止性骚扰的法规，出自被分类为劳动法规的《均等法》并非偶然，因为，性骚扰就是一种工伤。
从前，性骚扰甚至被称作“职场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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