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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四月，南京诸勋贵大臣议立新君。
无论就近救急，还是按伦序，排在队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
可是，由于牵涉到党祸问题，他又差点儿没有当成。
东林党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东林党人将再次受到打击，因此一致反对立其为新君，主张拥立潞王。
东林党以张慎言、吕大器、钱谦益等为首。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他以曾举荐赵南星而在党内地位显赫。
吕大器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钱谦益则是在野的党首。
诸人认为朱由崧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之“七不可”
，从而主张“立贤”
。
“贤者”
，即潞王朱常淓，明神宗朱翊钧之侄。
清军入关，朱常淓随军南渡长江，寓居杭州。
后来清军兵临杭州，朱常淓投降，“兵入杭，市不易肆”
——天翻地覆，老百姓还照样上街打酱油，几乎就是和平演变。
导演出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贤”
。
究竟是立朱由崧还是立朱常淓，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这时的态度举足轻重。
张慎言等致书史可法，以“七不可”
反对立朱由崧。
时任淮扬巡抚的路振飞，也致书史可法，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
，提醒史可法“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
对官员中的分歧，以及立潞王与福王的后果，史可法掌握得最为全面，其实也最清楚。
但在关键时刻，史可法则完全倒向了东林党一边。
史可法入仕较晚，东林色彩并不突出，也未深度介入天启与崇祯朝的“党争”
，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抉择？很重要的一条，是书生情怀，而不是政治谋略。
史可法出自东林党骨干左光斗门下，左光斗对其有着不同寻常的知遇之恩。
左光斗视学京畿时，尚为一介书生的史可法苦读寺中，左光斗偶然发现后对其大为赞赏。
左光斗主试时，当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时，“瞿然注视”
，当即“面署第一”
。
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更是当着子女的面，对史可法赞不绝口：“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乡试后左光斗将史可法请到家中，与自己的子弟一起读书，以参加会试。
在左府，有一天史可法将左光斗的官服穿在自己身上，恰被左光斗撞见，史可法满面通红，十分尴尬，左光斗笑着对史可法说：将来，你一定比我更有成就，我这官服其实是配不上你的！
左光斗对史可法的关怀无微不至，二人“不啻家人父子之欢”
。
出于对东林党的特殊情感，史可法既明白路振飞所讲的道理，又担心东林党所预见的后果，最终情感战胜理性，他决定支持张慎言，并出面去做持不同意见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工作，理由就是东林党提出的“七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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