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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①，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
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
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
私欲、客气，性之蔽也。
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
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
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
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
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
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
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
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
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
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
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
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
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注释】
①汉张良、董仲舒、黄宪，蜀诸葛亮，隋王通，宋韩琦、范仲淹。
【译文】
来信写道：“聪明睿智真是人的禀赋吗？仁义礼智真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真是人的情感吗？私欲与客气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古代的豪杰，像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功业卓著，这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的，但又不能说他们都是认识圣道的人，为什么？如果说他们天资卓异，那么生知安行的人难道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认为，如果说他们对道的认识不全面，还说得过去，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认识道，恐怕是后世儒者崇尚背诵训诂而产生的偏见。
这样说对吗？”
人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聪明睿智是人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私欲、客气是人性的蒙蔽。
本性有清浊之分，所以感情有过分或欠缺的不同，蒙蔽也有深浅。
私欲、客气是一种毛病引发的两种痛苦，而不是两种事物。
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有天纵的才智，自然与道多有妙合之处。
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明白圣学、通晓圣道，但他们的学问才识离圣道也并不远。
假如他们能全面通晓圣道，那他们就成了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
至于王通，倒也并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虽然多出自学生之手，其中也有不少错误，但是他学问的轮廓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然而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又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不能凭空断定他的学问离圣道还有多远。
良知就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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