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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上小学，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要打苍蝇，看哪个打得多。
我们一个个都提一个小玻璃瓶，打死苍蝇就装进瓶里，最后要数谁的战利品多。
那些肮脏的苍蝇就居然成了我们这些小孩的“宝贝”
，生怕丢失掉一个死苍蝇，每天都津津有味的数个数。
记得我还冒着毒辣的太阳，多次到珊瑚坝河边去打苍蝇，因为一些死鱼烂虾被冲上岸，苍蝇一群一群的翁翁乱舞，让我捕捉到更多的战利品。
最喜剧的是“打麻雀”
，城里能有多少麻雀？但人们也挥着长杆，舞着布条，敲锣打鼓，敲碗击盆的打啊，打啊！
我们这些小孩也跟着喊啊跳啊……一个山益村就像煮开锅的稀饭，那个沸腾劲啊！
我巴心不得天天都这样又好玩又开心！
这种开心的日子却很快就结束了。
那已经是1958年，在热火朝天的几大运动之后，我们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
的艰苦生活。
那种生活，不管是在我的身体上，还是在我的心灵里，都铭刻下深深的烙印。
六十年代（初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当然是“三年自然灾害”
。
我那时小，根本不懂“自然灾害”
是什么，就只知道肚子饿，而且饿得厉害。
其实，在“自然灾害”
前，我家已经蒙上阴影。
我的二爸，一个西北大学的教授，被打成了右派。
二爸是刘家的骄傲，他年轻时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靑年，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
解放后，他离开重庆到西北大学工作。
他与重庆当时的市政府领导任白戈、廖伯康等好像都很熟识，也和一些文艺界名人，如萧军、端木蕻良等等有来往。
父亲的七个兄弟姊妹，就数他最出彩吧。
我不知道右派到底是什么，但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我感觉到那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二爸不能教书了，被下放劳动改造。
“文革”
中我和朋友串联到西安，与他彻夜交谈，他也没提他劳改受的苦。
只是告诉我，他后来因身体太坏，劳动不下去了，被组织照顾到学校印刷厂作装帧。
他兴高釆烈地告诉我他的装帧技术是如何的好，应该怎样装订书，怎样裱画等等。
我从没见他唉声叹气过，我印象中的他从来都是充满正能量的。
二爸不但是我的叔叔，而且也是我人生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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