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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异地相隔,但我生活上遇到难题总是写信向他讨教。
他十分耐心、理性地为我分析事情,告诉我应该如何应对,还经常指出我的缺点和弱点。
我不但喜欢他而且也很尊敬他,而他在信中总是称我为他的女儿,可见他对我的喜爱之情。
二爸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劳改的苦景,但他的身体却无声地告诉我们,他被折磨得撑不起了,到印刷厂就是因为他得了十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
1967年我在西安见他,他说话就不停地咳嗽,还不时地喘气。
后来给他平了反,恢复了教职,但他已经不能讲课了,他带的研究生都是到他家中授课。
如果二爸不受那场折磨,他会教出多少优秀学生啊!
他曾在信中告诉过我,他带的研究生,有两人进入了国务院政策办公室,给高层领导提供经济决策。
他研究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他的研究成果终于派上了实际用途。
二爸(前右二)回重庆与亲友团聚
二爸晩年一直在与疾病战斗,他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离开了我们。
最近我读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我才知道中国的右派经历了些什么,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真是触目惊心啊!
比较起来,二爸算是幸运的。
他没有在劳改中丢命,他平反了,虽然身体已被折磨得一塌糊涂,但最后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不幸中的大幸啊!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时间都与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是“吃”
和“饿"。
1959年,我才十一岁,就开始饿肚子了。
越到后来,吃的越匮乏。
那时我们住的楼房已被征收,一大家人被迫搬迁到山益村二号院的小屋子里。
这样的住处,跟挨饿要般配得多。
不然,一家住在三层楼的“别墅”
里,却在煮野菜叶子、喝“小球藻”
充饥,恐怕也太喜剧了吧!
我记得,那时粮食都是定量的。
定量很少,根本不够吃,加之基本上没有什么肉和油,所以每天都是“痨肠寡肚"的,饿得心里发慌。
我那时十一二岁,正是身体发育期间,亟需营养,可不但没有什么营养,却连饭都吃不饱,可想我当时是何等的难熬。
每天上学,上午坐在课堂上心里想的是快到中午,快点吃饭。
下午坐在课堂,心里又想,快点下课,回家吃晩饭。
说实话,那时除了一个“吃”
字,还装得进什么“知识”
啊!
有天早上,妈妈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去买一个烧饼当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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