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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
、“季友”
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
、“叔牙”
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
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
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
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
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
既升储两，坐构猜嫌。
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
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
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
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
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
直至五代，刘昫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
……所谓‘直书其事’，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
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
他说：“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
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
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
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
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
、“毒酒事件”
、“昆明池密谋”
、“傅奕密奏”
、“秦王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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