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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但是，当后世学者在怀疑并指责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不把他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的那一幕，为什么仍然白纸黑字地保留在史册当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乱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岂不是更能减轻他弑兄杀弟的罪名？还有，那十个被残忍屠杀的侄子，李世民同样可以把杀戮责任随便推到某个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说死于乱兵之中，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一切，李世民都没有掩盖？
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李世民所说的“周公诛管、蔡”
的那段话。
也许那不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也不仅是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调，很可能同时也是李世民努力要达成的一种自我说服。
也就是说，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
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地、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
如果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种心态和做法可以称之为“发露忏悔”
，也就是主动**以往的某些“罪恶”
，让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说让其在道德与正义的阳光下涣然冰释，从而让自己获得道德与灵魂意义上的新生。
综上所述，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
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
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
那么，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
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
……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
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
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
（《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
，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
献陵是“堆土成陵”
，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
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徵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
，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
地前来“宿卫”
，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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