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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
，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紧接着，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
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
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昭仪而特设一个“宸妃”
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
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瑗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自己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
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换言之，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这场后宫之战已经扩大升级，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
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人，正是高宗李治。
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
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勣，几乎就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房遗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
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
换言之，就是要在朝中物色一批利益代言人，或者说扶植一帮政治打手，让他们在这场渐趋白热化的后宫之战和君臣博弈中，为天子和武昭仪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最终夺取皇后之位，并且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朝政大权。
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觉察出了天子的需求。
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
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禇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
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昭仪的掌控之中。
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察的大理丞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
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
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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