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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
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废立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对长孙集团进行示威。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九月，高宗李治向长孙无忌等人摊牌，坚决表示要废立皇后。
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始终不表态，只是把他的心腹禇遂良、韩瑗、来济等人推到台前，让他们和天子死磕。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时任司空的李私下对李治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李治大喜，随即下定废后的决心。
与此同时，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
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
尤其在武昭仪听来，许敬宗的“换妻”
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
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昭仪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它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
数日后，宰相禇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市）都督。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十三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
十月十九日，李治正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这场后宫之战的结果，传统史家往往把它归功于（或者归罪于）武则天的个人因素。
在传统目光的解读之下，武则天纯粹是因为施展了狐媚之术迷惑高宗，并且处心积虑陷害皇后，不遗余力拉拢朝臣，最终才得以正位中宫。
而高宗李治则被普遍描述成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武则天利用的昏庸皇帝。
事实上，这未免高看了当时的武则天，也未免低估了当时的李治。
解读历史都难以避免事后诸葛亮。
人们往往是因为武则天日后缔造了一个女主登基、牝鸡司晨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李治确实对日后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才会以此倒推，从一开始就把武则天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才会把李治始终看成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和无能的皇帝。
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目光，因为它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也把复杂多变的人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武则天固然是一个自信、坚忍、工于心计、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时势和情境当中，她的生命能量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正位中宫之前，无论她有多大的野心和阴谋，其力量和手段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认为她当时就已经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武则天当然也不例外。
从深宫中的武才人，到感业寺里的女尼，再到二度入宫的武昭仪，她强势的人格特征是一点一滴养成的，她巨大的生命潜能也是一步一步开发的。
对于当时的武则天来说，未来如同一条迷雾中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暗礁、是激流还是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绝不可能以一种未来女皇的姿态无所顾忌地往前冲！
武则天如此，李治亦然。
永徽初年，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帝王，他渴望像父亲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然而，元舅长孙无忌却把他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幼主，不仅架空了李治，而且以他的巨大权威牢牢束缚着李治。
长孙无忌的身份是绝无仅有的——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在他身上交织闪耀，令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不敢直目而视。
可想而知的是，长孙无忌身上有多少重光环，李治头上就会有多少重紧箍。
所以，血气方刚的天子李治必然会有突围的欲望和冲动，而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无疑给李治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
因此，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是一个被炽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的男人，与其说他是一个纯粹被武媚利用和支配的昏懦之君，还不如说他是在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岌岌可危的皇权。
换言之，武媚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她的爱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夺回了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
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说白了，在永徽年间这场争位夺权的大战中，李治和武媚不仅是一对被火热爱情吸引到一起的恩爱夫妻，更是一对被相同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政治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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