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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扬写道：“我说完以后，他一言不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说，‘欧文，我想我需要有人跟我这么谈谈。
我想只有你能做得到。
’”
（10）
杰克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手下始终没有安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时，人们才摒弃了30年代的旧怨，沐浴在温暖的爱国主义热情之中。
只有当全国的注意力从大萧条和国内的经济不平等转移到外来的威胁时，摩根银行和新政才重新找到了共同点。
在摩根财团对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进攻的同时，它还得对付罗斯福的接班人密苏里州哈里·杜鲁门参议员的怨言。
杜鲁门后来说，在他当参议员的第一任期内，他花在铁路融资上的时间超过任何其他的问题。
这就和摩根财团发生了冲突，因为摩根财团和库恩-洛布公司在30年代仍然主宰着铁路债券的发行。
铁路行业与新的卡车和航空业务竭力竞争。
铁路建设融资是大萧条时代难以应付的问题，而银行家被指责为管理不善。
1935年，杜鲁门参加了由一位有进步党倾向的蒙大拿州民主党人伯顿·惠勒任主席的分委员会，调查银行家们对铁路的影响。
惠勒听证会研究了把铁路和传统的银行组成的排他关系所形成的束缚。
从路易斯·布兰代斯反对摩根垄断纽黑文铁路起，改革家们就一直极力主张银行和其客户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他们再次提倡竞争性招标，从而使所有的银行都能为承办任何一项发行债券而进行竞争。
由于奇怪的历史的阴差阳错，惠勒分委员会的顾问马克斯·洛温索尔把杜鲁门介绍给了那个无所不在的摩根的恶魔——路易斯·布兰代斯，布兰代斯当时已任最高法院法官。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最高法院法官仍然每周有一个下午茶话会，招待来访者。
布兰代斯在加利福尼亚街的家里举行的茶话会上，常常会把别人撇在一旁，几个小时拉着杜鲁门不放，盘问他关于听证会的情况，极力主张对铁路严加管制，切断它们和华尔街的联系。
杜鲁门被布兰代斯争取过来了，接受了他那以小型企业和坚决反托拉斯的规定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的信条。
这个信条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加剧了与大企业计划和经济集中的使徒——摩根财团——的冲突。
预料到惠勒参议员及其委员会的猛烈攻击，摩根合伙人在1935年采取行动，甩掉了“爵士乐时代”
最大的包袱——破产的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
五年来，摩根秘密地以4000万美元的“援救”
贷款来支撑他们，尽管他们还拖欠了800万美元的利息。
当这兄弟公司在1935年5月再次违约时，摩根银行认为如果去控制他们的附属担保物——庞大的阿利甘尼铁路和他们的房地产帝国，那等于是政治自杀。
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减少他们的损失，卖掉阿利甘尼股票。
他们需要去讨好华盛顿，鲜明地表示摩根的权力和威望在下降。
摩根银行在一份小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宣布了拍卖附属担保物的计划。
这是该行和范·斯韦林根一度迷人的关系的可怜结局。
1935年9月30日，范·斯韦林根帝国的残余到了阿德里安·马勒父子公司的证券拍卖堂的拍卖槌之下。
马勒父子是众所周知的“证券坟墓”
，其办公室恰好面对着圣保罗教堂墓地的坟场。
在一间到处堆满了灰尘蒙蒙的油画和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烂货的单调屋子里，在**的电灯泡下，乔治·惠特尼跷着大腿坐在一张廉价的椅子里。
他穿着笔挺，淡淡地笑着，试图在摩根威风扫地的此时此刻，表现出他早已一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摩根财团那英俊的金发律师、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法律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施瓦茨，带来了放在两个精致的皮制文件夹里的阿利甘尼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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