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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企业的金融结构仍处于原始阶段——股本太少，债务太多，债务中太多的部分又是由来自肯通融的银行的软贷款构成的。
这些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容易丧失信心。
但是这种惩罚同所犯的罪行相比肯定是不成比例的。
许多投资事后看来是愚蠢的，但是在当时看来却是明智的。
毕竟，假定目前每年吸引海外投资约3000亿美元的美国看到流入的资金突然转变成1万亿美元流出的结果（相对经济规模来说，这是受亚洲危机打击的国家所承受的），美国的金融系统还会显得有多稳固？
在没有良好的政策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政策反应对头吗？在亚洲的每件事情似乎都出错的时候，人人都疯狂地相互指责；现在当事情开始对头的时候，似乎人人都在相互争抢功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韩国的复苏说成是它的政策建议正确的证据。
暂且不去管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济的其他国家的情况糟糕得多，马来西亚经济——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并由于实行资本控制而使受尊敬的舆论感到吃惊——似乎也在好转。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任何好消息都完全归功于自己，尽管马来西亚的邻国似乎也走出了谷底。
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私心的观察家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政策，不管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还是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采取的政策，结果都一样。
无论是预算政策，利率政策，还是银行改革——不管哪些国家试行都一样。
在没有更多的钱可管理的时候，一个国家经济的自然恢复力最终将开始发挥作用。
从最好的角度说，据说能提出治疗方案的医生在病床旁提出了有益的治疗方案。
从最坏的角度说，他们这些人像是中世纪的医生，并开药方说：放血能治百病。
患者能完全康复吗？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这恰恰取决于你所说的“完全”
是指什么。
韩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在1997年春天，如果任何人预言韩国工业在今后两年出现零增长，就会被认为是轻率的灾难预言者。
所以，如果你所说的复苏不仅仅是恢复增长，而且是使这个地区的业绩恢复到类似人们过去经常认为的亚洲正常情况的水平，那么他们今后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将走不到那里。
首先是泰国一位经济学家向我描述的“把企业家阶级的头割掉”
。
大概可以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公司。
在纸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那种财富的能力。
虽然在修复这个地区遭到破坏的银行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些银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提供或愿意提供它们过去曾提供的资金，而且这些企业家在自己由于危机而遭到厄运后无论如何已不能提供必要的抵押担保。
能及时找到其他出路：这些国家能产生新的企业家阶级，他们能向专门技术和外国公司资本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实行改革并使他们的金融系统现代化（包括制定可操作的和可实施的破产程序）。
但是现在（大概还包括今后若干年）。
这些国家很可能由于自己受到折磨而被削弱。
其次，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亚洲的投资收益已越来越少，迅速发展只是靠注入更多资本来维持，而且大部分资本来自国外，将来根本弄不到那么多的资本。
外国投资者也许已停止外逃，但是他们不会再像过去几年那样注入资本。
因此，当亚洲国家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它们在一两年内的增长速度可能像199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但是危机后的增长趋势大概会远远低于人们以前所抱的期望。
复苏可能中途夭折而故态复萌吗？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像1997-1998年那样的现金周转困难似乎是难以设想的。
短期外债大部分已偿还，贸易上的大量盈余——货币贬值和经济不景气的产物——使得受危机打击的国家重新获得大量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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