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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耕种面积大大增加，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
关于高产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国的资料，发现在由当地名人世代记载下来的资料翔实的数以千计的县志里。
比如福建省长乐县的县志就记载着这样的内容：一个叫陈真龙的人于16世纪70年代第一次将红薯秧从菲律宾的吕宋带到长乐。
广东省东莞县的县志记载：当地商人于1580年从越南带回了红薯秧。
福建省省会福州的地方志记载，红薯于16世纪中期开始在该省普遍种植。
地方志告诉我们，是当时的省长在1594年大饥荒时推广了这些农作物。
他告诉他的人民，这些作物可以使他们度过饥荒。
据历史学家说，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位省长推广红薯的力度很大，以至于派出专人去附近的台湾偷红薯秧。
当时，台湾是一座经常与大陆人发生矛盾的孤岛，在岛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只是临时居住。
据说台湾人的红薯也是从菲律宾弄到的，他们显然不愿意与大陆人共享，所以这位省长只好派人去偷。
他们常用的偷窃方法是将红薯藏在衣服内，将红薯秧缠在腰间。
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人口的向西扩展，美洲作物遍及整个中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穷人的主要食物。
这些农作物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和绿地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水土严重流失；河道淤积，洪水连年不断。
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18、19世纪农民起义频发的主要因素。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世纪末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菲尔班克和莫尔·格德曼曾经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进中国之前的宋代，强大的人口压力就已成为促进发明创造的动力。
“中国的重大技术发明，包括丝绸、瓷器、运河水闸、时钟、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药、板型铁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发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毛泽东一反中国历代领袖的观点：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
中国人口一下子从1953年的5.83亿增加到1975年的9.2亿。
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指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每年增加1300万。
这对我们的住房、就业、妇女儿童保健和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
她说，人口过剩降低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
“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人们都看不出，因为我们人口太多。
在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我们的位置很低，只排到99到100位。”
中国政府对本国的人口规模非常担心，所以从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夫妇最多两个。
当然这一政策也经常有打折扣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
环球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共鸣。
他说：“我们发现，人口本身并不是一种机械的、不可改变的力量。
在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打交道方面，人们可以做出理智的决定，个人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人类本身对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不管人口的规模有多大。”
人口学家们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40年到2050年间达到顶峰，突破15.5亿或16亿，然后趋于稳定。
该官员还说，中国的政策还没有放松对人口出生率控制的打算。
她说，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计划生育的总体规划。
这个规划不仅要考虑出生率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是计划生育最迫切的任务。
“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之外，我们的人口包袱也太大，”
她说，“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如此大的规模，那么我们只能是继续贫困下去。
这不仅仅是如何消耗我们的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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