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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国间最棘手的争论涉及对中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高技术中心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
两年前，当江主席对美国进行高层访问时，他必须纠正对中国在军事上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指责：因为在此前不久，北京向台湾附近的水域发射了导弹。
但是当美国总统克林顿去年7月访问中国时，这个问题被从原定安排中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的中国试图通过非法选举捐款破坏美国民主的指责。
没有人会说今天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不重要，或是否认美国国内的政客们常常把原本不大的事情搞大。
“中国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象征，”
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这样解释说，“在像目前这样的艰难时期，中国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不喜欢的，或是我们赞成的，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朱镕基自己已经很外交地将自己置于争论之外。
3月，当有记者问他的访问是否会受到双边分歧点的影响时，他说：“我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出气。”
整个锅炉的压力正在增大。
当朱镕基到达国会山时，他将面对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罗伯特·托瑞赛利，他们已经动议了一项增加与台湾军事合作的议案。
其他的国会议员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从而也正式加入到中美有关WTO的争议之中。
在华盛顿，许多人将这种批评看作是江泽民和克林顿前两次峰会的副产品。
有批评认为这两次会晤掩盖了一些肯定反过来会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的分歧。
“政府过分宣传了1998年峰会的成果，而1999年峰会的成果很少。”
道格拉斯·保罗这样说，他是美国一家处理与防卫有关的商贸事务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亚太政策中心的主席。
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员，现为商业顾问的肯特·哈林顿说道，克林顿声称他的中国之行体现了一次真正的心灵相会，而这种说法得到的回应却是寥寥无几。
“华盛顿将自己竖了起来准备摔跟头。
政府没能建立起沟通与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公众的桥梁，也没树立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两国的关系将有时会很麻烦。”
按照国防部长副助理库尔特·坎贝尔的说法：“我们需要清楚地指出我们在哪些领域的政策还有问题，以及我们已经切实地得到了什么。
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形势。”
考虑到朱镕基先前就是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导人，而且他当前的挑战也是要整治中国的经济，因而商业应该是他的专长。
但现在中美间即使最普通的贸易也带上了政治色彩。
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考克斯委员会已经调查了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太空及通讯公司在1995年向中国非法转让导弹导航技术的可能性。
考克斯调查报告的公布可能会导致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这是一个使美国商界担忧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卫星的销售可能从1997年的38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大约1710亿美元，但在新的出口限制下这种增长可能难以实现。
非美国的公司可能会很轻易地获取商机，驻京的美国商会主席理查德·拉瑟姆警告说，“然后，你就会置身于这个市场之外10到15年”
。
正如商务秘书威廉·戴利早些时候在北京所说：“这是20年来高技术贸易所处的最坏氛围。”
同样，中国加入WTO的底价已被认为是朱镕基这次访问想要与美国敲定的具体成果。
戴利和美国商务代表查利尼·巴尔舍夫斯基都飞往北京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谈判，但要让这件事有利于美国的商业，他们必须要敦促中国放宽对各种进口商品的限制，还要想方设法撬开诸如保险、通信等服务行业在中国的市场。
对中国来说，WTO的成员资格将会有助于其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并使北京可以在大型国际组织中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
其代价是：将竞争引入大型工业，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下岗。
去年当类似的谈判结束时，这种代价对北京来说似乎太高了。
当朱镕基到美国时，他或许感到像是在敌方战线后的一位将军。
“这两个国家注定要相互竞争，”
中国大学的王先生说，“你不能想象其中的一个会从属于另一个。
它们必定会尝试着合作，但也会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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