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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任何一张美国摇滚CD和一张中国录制的CD放在一起，两者根本没法比，中国的制作技术落后好几十年。”
22岁的北京音乐评论者王磊（音）说。
经济效益也差强人意。
摇滚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种种陋习——拙劣的基础设施、缺乏专业精神、盗版。
音响和灯光设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
在2000年千禧音乐会的音响检查之后，瘦人乐队的主音歌手戴勤（音）向我抱怨说：“去年8月的富士摇滚音乐节，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表演，那里的音响设备比这里整个体育馆的都要大。”
有些中国摇滚乐手有机会到国外去表演，回国后都对本地音乐行业的低劣质量感到沮丧。
西方对中国摇滚乐界的大量报道，导致许多本地乐手自满起来，变得与西方同行一样爱慕虚荣，渴望别人的注意，造成不健康的自我膨胀。
西方媒体认为，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音乐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迅速成长，并把60年代看成是中国摇滚的起源，而崔健被誉为“中国的鲍伯·戴兰”
，中国的90年代步了美国60年代的后尘。
但类似这样的报道是不属实的。
大体上，中国的摇滚乐手更像“枪与玫瑰”
，而不像鲍伯·戴兰。
那些梦想踏上摇滚星途的中国音乐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他们了解西方媒体想听什么，并玩世不恭地重复他们想听的东西。
对绝大多数乐手来说，摇滚只隐喻着一种美国梦：金钱，性，名声，对快乐的放纵追求。
那些有前途的中国乐队知道，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热爱音乐以及适当地面对现实，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支激进的强摇滚乐队——瘦人——经常在北京的俱乐部里聚集，凭着高超的表演技巧激起人群的兴奋。
但该乐队强烈的、张扬的舞台影响力，令国营电视台震惊，乐队成员只能进行网上推广和巡回演出。
“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什么。”
魅力四射的戴勤说。
他今年29岁，长得像蒙古大汉似的，“前面的道路很崎岖，但我们不会妥协，我们要坚忍不拔。
坚持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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