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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说话适当时机的人，也往往会错过许多大好机会。
古人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
恰巧说明了“说话艺术”
的重要性，而并不是“言多必失”
，会说话的人，即使说的再多也都是字字珠玑；不会说话的人，不会察言观色，也不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话，即使话在说，一开口就伤人，又有何用呢？
失足，你可以马上站起来；失言，你也许永远无法挽回。
要想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卡耐基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住说话时机。
孔子在《论语季氏篇》里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不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了，叫做急躁，应该说话了却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对方脸色变化便贸然开口，叫闭着眼睛瞎说。
这三种毛病都是没有把握住说话时机。
说话是直接的语言交往，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双方当场对面，还要受到周围环境的种种限制。
该说话时不说，马上时过境迁，失去成功的机会。
一句话说到点儿上，很快拍板，事情就办成了。
说话时机的把握，有时就在瞬息之间，稍纵即逝，时不待我，失不再来。
因此，说话时机的把握，比掌握、运用其他说话技巧更难更重要。
说话的时机是由说话的时境提供的。
说话的时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语言环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可以说，一个人说话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背景的。
要把握准说话的时机，就不能不对说话时境与说话行为之间的变化规律及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说话的时境具有客观性的风格，对于说话的主体而言，时境构成的诸种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
无论有没有说话行为发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以客观的形式独立，这一点早已为哲学家们所证明。
心理环境和语言环境虽然可以在说话过程中随时生成，但一经生成，就是以客观的形式存在的，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一样对说话行为产生制约作用。
人的说话行为只能在具体的时境中发生、进行，谁也无法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摆脱它，超越它，说话行为也只有与具体的时境结合并保持统一，才能准确表达自己要说的意思。
清光绪皇帝就不具备适应时代的能接受性。
改革免不了得罪人，但它需要构建形势，组建拥护改革的队伍，至少这个队伍不能是反对改革的。
问题和要求一经“说”
出，实施过程中谁是盟友、谁是对手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
改革毕竟不是战争，所以即使是对手，用一套彻底的主张将其制服也不是太可能，为顺利实施改革，正确的做法是用有限的要求去减弱他的对抗。
非要对抗，也尽可能让其他人不跟着对抗，就是说，让强硬对抗者孤立无援。
百日维新前，就有了改革的行动和舆论，时代是能够接受某些改革的。
但是却不能接受光绪那种一揽子改革。
因光绪反其道而行，在短短的103天中，光绪皇帝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作顾问，发出了40余道上谕。
一揽子提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几乎说出了他们想到的所有问题：改革行政机构，裁减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重定考试制度；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校，学习西学。
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修订法律作为摆脱治外法权的开端；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实行军队、警察和邮政系统的现代化；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提倡上书言事；鼓励发明和出国留学……
别的暂且不说，只说废八股，八股文要不得，使最容易接受新思潮的青年士大夫、知识分子丫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虽说八股文的弊处，那些读书人大都知道，但那毕竟是几百万举人、秀才做官的敲门砖。
说废就废了，十年寒窗的工夫毁于一旦，又用什么去敲开仕途之门？不对立心里的气能平得了吗？
光绪的改革中使所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都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支持改革的人中，除光绪之外，所有维新派都是汉人，皇帝裁减官员的措施对许多在职满人形成威胁，有人担心皇帝要撤掉所有满人的官职；军事改革威胁到了古老的满人八旗兵和维持治安的汉人绿营兵；将寺院改为学校的计划使和尚们惊恐万状，而在宫内的太监中又有和尚们的很多朋友；改革科举教育也让全体文官大惊失色，他们熟就是从那条四书五经、八股文的老路爬上来的。
谴责腐败几乎震动了所有的官员……总之，当光绪把计划全部公之于世时，他就不仅仅是与慈禧太后敌对，更重要的是他与整个既成制度处于了敌对状态。
所以最终他非但没能把队伍建起来，没有得到盟友，还给自己增加一大堆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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