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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如相隔七贤约一百年的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引文康的话说：
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
因西晋建都中原，故东晋人称西晋为中朝，而自称江左。
戴逵的说法有些强词夺理，一个群体的称呼在当时没有出现而出现在后几十年，应该不能作为否定该群体的证明。
近世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认为：“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
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名士论》），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玖·清水篇》所载东晋末年人郭缘生撰著之《述征记》中嵇康故居有遗竹之类是也。”
我认为，陈寅恪先生指出“竹林”
出于佛家语是很精微的，将“竹林”
与佛学联系起来，见解卓出。
竹林或不必坐实，但聚会的七位主要的人物应不必怀疑。
阮籍、嵇康、山涛、向秀之间的交往不仅史有明文，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诗文作证。
《世说·德行》其十六载王戎与嵇康同居山阳，《晋书》本传载戎少为阮籍赏识，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刘伶是阮籍的酒友。
这七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说，他们有一段时间同在山阳居住，常常在一块饮酒清谈，这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之事。
学兄唐翼明教授在《魏晋清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版）中更考证七贤聚会的时间是齐王芳嘉平年间，因为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嵇康就与山交了，义证兼赅，这里就不赘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南京附近发掘了五座南朝墓葬，发现了《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的砖刻壁画。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名士，在东晋时为社会名流所崇敬。
在三幅“七贤”
画中，以南京西善桥墓的“七贤”
画最为精美。
由于画在南北两壁中，需要对称，故一幅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幅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又以青松、银杏、阔叶竹分隔，形成各自独立的画面。
画嵇康，头梳双髻，赤足，坐于豹皮褥上，正怡然自得地弹琴；画阮籍，头戴帻，身着长袍，侧身而坐，突出用口作长啸的姿态，十分生动；画山涛，头裹巾，赤足曲坐，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突出饮酒的神态；画王戎，露鬂赤足，强调手弄如意的动作，正好是“王戎如意舞”
的写照；画向秀，戴髻垂带，袒肩赤足，突出闭目沉思的样子；画刘伶，一手持耳杯，一手斟酒，细腻地表现注视杯中的动作，正好刻画了他嗜酒如命的形象；画阮咸，挽袖持拨，弹一直颈琵琶（传为阮咸所创用，故又名阮咸）。
可以看出，每画一个人物，都突出了他们的爱好，表达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气质。
这也雄辩地证明了在东晋南朝时，“七贤”
的归属已基本固定。
大致说来，嵇康以其反对司马氏集团的鲜明立场，反对儒家学说的坚决态度，长于辩难的才干，成了竹林七贤的当之无愧的领袖。
而阮籍以其才学、声望成为竹林七贤的又一面旗帜。
阮咸、王戎因阮籍而入竹林之游，向秀、山涛因嵇康而入竹林之游，刘伶则与嵇、阮二人相遇，欣然神会，携手入林。
这些当属情理之中的因缘。
然而，竹林之游也并不限七贤，嵇康的朋友吕安、阮侃、张邈、郭遐叔等人也都参与竹林之游，不过不在七贤之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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